“激活个体”和“国民性”问题

王学秀 原创 | 2019-04-23 17:23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胡适 国民性 激活个体 

  由于关注企业文化发展的趋势,所以近些年来大量接触到组织与激励变革的案例,并且从去年开始开发了“智能互联时代的组织与激励变革”这门课程。在以企业领导人为对象的讲授和讨论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对组织与激励的变革十分感兴趣,甚至有些企业已经在尝试做某一方面的变革,因此课上课下和大家交流得很畅快。当然,也有不少企业领导人对这样的“大尺度”变革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和怀疑,认为企业的情况不同,如果一味地效仿先锋企业的做法,有可能“弄巧成拙”。

  对于这样的担心,包括我在内,大家是能接受的,就是在变革中要稳健一些、扎实一些。但是,对于有些企业领导过度强调自己企业的“独特”和“特色”,作为“我想不改变”的理由,我倒不甚认同。公平地讲,所有企业都有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大部分是由于不同的管理方式带来的。这些由不同的管理方式带来的、说不清好还是不好的企业“特色”,很多时候会让企业领导人形成一种“误解”:我就是这样的,我和你不一样——就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国民性”一样。

  说起“国民性”,大家马上就会产生一种“我们就是这样的”之类的感觉。但仔细想想,“这样的我们”到底为什么是这样?或者说,如果“别人”生长在我们的环境中,是不是也会变成“我们”?近日读熊培云先生的新作《慈悲与玫瑰》一书,其中“我是我的道路、意义与生命”一文提到关于“国民性”的问题。熊先生说,“我对许多人经常谈到的中国人素质低这样的话题很不以为然。荒诞的是,同样有许多人,他们也像我一样反对中国人低素质论,却对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主张赞不绝口。”“鲁迅批评的中国人所具有的奴性,其实也不过是诸力作用下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中国人独有之特征。人性的两端,一是欲望,一是恐惧。人们希望活得有尊严,当说也是属于欲望之一种。但是,如果过有尊严的生活可能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者蒙受不愿意承受的损失,他就有可能退而求其次。”因而他认为,这是“人性使然”。

  由熊先生的论述,我们可以延展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力量造成了如此这般的“国民性”?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其他国家或族群的人,也遇到了这种力量,是不是会形成与我们基本相似的“国民性”?

  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说》中有“论私德”一节,认为“私德之堕落,至今日之中国而极。其所以致此之原因,甚复杂不得悉数,当推论其大者得五端”:一是专制政体之陶铸也,二是近代霸者之摧锄也,三是屡次战败之挫沮也,四是生计憔悴之逼迫也,五是学术匡救之无力也。

  关于“专制政体之陶铸”,梁先生认为主要表现在“诈伪”和“卑屈”两个结果上——“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性质之人,即其在社会上占最优胜之位置者也;而其稍缺乏者,则以劣败而澌灭,不复能传其种于来裔者也。是故先天之遗传,盘踞于社会中,而为其公共性,种子相熏,日盛一日,虽有豪杰,几难自拔,盖此之由。”

  关于“霸者之摧锄”,梁先生总括了中国历史上“风气”之变迁情况,认为“尝次考三千年来风俗之差异,三代以前邈矣弗可深考,春秋时犹有先王遗民,自战国涉秦以逮西汉,而懿俗顿改者,集权专制之趋势,时主所以刍狗其民者,别有术也。”他举了几个例证:比如,“战国虽混浊,而犹有任侠尚气之风。及汉初而摧抑豪强,朱家郭解之流,渐为时俗所姗笑,故新莽之世,献符阉媚者遍天下,则高惠文景之播其种也。” 又如,“明太祖以刻鸷之性,摧锄民气,戮辱臣僚,其定律至立不为君用之条,令士民毋得以名节自保,以此等专制力所挫抑,宜其恶果更烈于西汉。”再如,“下逮本朝,顺康间首开博学鸿词以絷遗逸,乃为《贰臣传》以辱之。晚明士气斫丧渐尽,及夫雍乾,主权者以悍鸷阴险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摭拾文字小故以兴冤狱,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耻。”

  关于“战败之挫沮”,梁先生认为,“国家之战乱,与民族之品性最有关系,而因其战乱之性质异,则其结果亦异。”内乱,是“最不祥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人民肯定会产生许多“恶性”——“一曰侥幸性。才智之徒,不务利群,而惟思用险鸷之心术,攫机会以自快一时也。二曰残忍性。草薙禽狝之既久,司空见惯,而曾不足以动其心也。三曰倾轧性。彼此相阋,各欲得而甘心,杯酒戈矛,顷刻倚伏也。”这三个方面,是“桀黠之民”所拥有的特性。在这样的残酷现实面前,“柔良之民”的特性也好不到哪里——“四曰狡伪性,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非营三窟,不能自全也。五曰凉薄性。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于至亲者尚不暇爱,而遑能爱人,故仁质斫丧澌灭以至于尽也。六曰苟且性。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暮不保朝,假日偷乐,人人自危,无复远计,驯至与野蛮人之不知将来者无以异也。此三者柔良之民所含有性也。”上述六种,又会延伸出两个结果,一是“恐怖性”——“痛定思痛,梦魂犹噩,胆汁已破,勇气全销”;二是“浮动性”——“久失其业,无所依归,秩序全破,难复故常”。

  关于“生计憔悴之逼迫”,梁先生说,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总有一些“少数畸异绝俗之士”,他们“既非专制魔力所能束缚,亦非恒产困乏所能销磨”。但梁先生同时指出,不能拿这些人的行为“以律众人”,多数之人民,“必其于仰事俯蓄之外而稍有所余裕,乃能自重而惜名誉,泛爱而好慈善,其脑筋有余力以从事于学问,以养其稍高尚之理想;其日力有余暇以计及于身外,以发其顾团体之精神。”如果不是这样,则“朝饔甫毕,而忧夕飧,秋风未来,而泣无褐,虽有仁质,岂能自冻馁以念众生;虽有远虑,岂能舍现在以谋将来?”

  关于“学术匡救之无力”,梁先生认为,“自古移风易俗之事,其目的虽在多数人,其主动恒在少数人。”但在清朝,作为“少数人”的学者,“康熙博学鸿词诸贤,率以耆宿为海内宗仰,而皆自污贬”。因此,“本朝二百年来学者之所学,皆牛鬼蛇神类耳”。其结果就是,“汉学家者,率天下而心死者也。此等谬种,与八股同毒,盘踞于二百余年学界之中心,直至甲午乙未以后,而其气焰始衰,而此不痛不痒之世界,既已造成,而今正食其报,耗矣哀!”

  以上我通过“抄书”、借助梁先生的观点说明了第一个问题,即到底是什么力量造成了如此这般的“国民性”?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其他国家或族群的人在和我们一样的境遇中,是否会形成与我们基本相似的“国民性”?

  读《万圆大钞上的贫穷武士:福泽谕吉自传》,似乎给了我们较为肯定的答案:

  古代日本的封建社会中,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壁垒森严,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明治维新之后,政府废除了许多律令,包括禁止士之外的人骑马。有一次,福泽谕吉带孩子出游,见到有一个农民骑马迎面而来,这个农民一见到他们立刻从马背上跳下来,频频道歉。福泽谕吉让他上马,那个农民仍然不敢骑,福泽于是说:“你不骑的话,看我揍你。你这种态度是不对的,现在政府的法律已经准许农人与商人骑马,遇到谁也不须下马,赶快上马!”福泽当时想,“自古以来的习惯实在很可怕······我担心下阶层的人民皆是如此,国家哪有希望!”

  在同一本书中,福泽谕吉还有一篇文章叫做“测试路人的态度”,同样说明了“奴性”这一问题:

  明治五年,福泽因事外出,向一位农夫问路,可能他当时“态度高傲,语气也不好,无意中显露出从前武土的身份”,农夫毕恭毕敬地告诉了他。他想,自己当时身上没有能够证明是武士身份的东西(比如一长一短两把刀),为什么这个农民如此恭顺呢?于是就想做个实验,见到另一个农夫,故意大声大气地吼叫着问路,这位农夫依然战战兢兢。再见一位,改变了态度,很客气地问路,却被人家认为是“出门收账的商人”,对他非常无礼。如此反复多次,凡是蛮横对人的,一定会得到恭顺的回答;凡是恭敬对人的,必遭冷遇。福泽感慨地说,“虽说这是千百年来的积弊,然而没受教育的农人若只会向人道歉还可以接受,偏偏他是以对方的态度来决定高傲还是温和,像个橡皮糖似的。”

  以上诸点,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所谓“国民性”可能就是一个“伪问题”,不是某一国国民的“专长”,更多是由统治模式导致的。

  话题再回到前述关于“激活个体”的事情。近些年来,智能互联时代,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包括众多传统企业在内的企业,为提升竞争力,持续进行组织、人力资源与激励机制方面的变革,从“激活个体”到“合伙制企业”,从“赋能”到“内部创客”,从“企业付薪”到“用户付薪”,从强总部、精一线到前台“倒逼”中后台,众多企业所有的变革都围绕着如何强化客户黏性、如何强化一线能力、如何强化后台支撑、如何实现高绩效企业价值。在形式上,有内部市场化、阿米巴、人单合一自主经营体、小微、项目制、单品小组制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些希望变革却又犹豫不决的企业领导所担心的可能是失控,如张瑞敏先生所说,不少人实际上是喜欢权力在手、一群人都向他(她)汇报的感觉;还有就是怕“失控”,怕企业乱了。现在到海尔来学习的企业越来越多,好多看了我们的模式之后都说“不好学,学不会”,其实大多还是害怕失控。

  想想这种怕“失控”的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一说到所谓民主问题,有人上马就产生“国民素质低”的“强关联”一样。实际上,关于这一问题,民国初年就有过争论。比如,张宏杰在《中国国民性演变》之“胡适的改良国民性思路”中说,胡适先生认为“国民性决定论”存在重大问题,如果说要先训练好国民,再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就好比要先拿到驾照再开车。但问题是,如果不先上车,怎能学会开车呢?于是,胡适先生开始由“国民决定论”转向了“制度先行论”,即所谓“国民性”不是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只有先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制度,才有可能训练出合格的国民。

  所以,希望“激活个体”的企业,要避免“失控”,需要逐步提高员工的自我激励、自我管理、自我赋能的能力。一些企业的实践证明,“员工创客化”的过程的确十分不容易。那么,怎样提高这种能力呢?我感觉,需要企业持续地实验——在转型过程中实施培养和教练活动,胡适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反省》一书中《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说到的这个例子,可以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英美近二三十年来,有一种运动,叫做“贫民区域居留地”( Social Settlements)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大意是:一班青年的男女——大都是大学的毕业生——在本城拣定一块极龌龊、极不堪的贫民区域买一块地,造一所房屋。这一班人便终日在这里面做事。这屋里,凡是物质文明所赐的生活需要品电灯、电话、热气、裕室、游水池、钢零、话匣,等等——无一不有。他们把附近的小孩子——垢面的孩子、顽皮的孩子——都招拢来,教他们游水,教他们读书,教他们打球,教他们演说辩论,组成音乐队,组成演剧团,教他们演戏奏艺。还有女医生和看护妇,天天出去访问贫家,替他们医病,帮他们接生和看护产妇。病重的,由“居留地”的人送入公家医院。因为天下贫民都是最安本分的,他们眼见那高楼大屋的大医院,心里以为这定是为有钱人家造的,决不是替贫民诊病的;所以必须有人打破他们这种见解,教他们知道医院不是专为富贵人家的。还有许多贫家的妇女每日早晨出门做工,家里小孩子无人看管,所以“居留地”的人教他们把小孩子每天寄在“居留地”里,有人替他们洗浴,换洗衣服,喂他们饮食,领他们游戏。到了晚上,他们的母亲回来了,各人把小孩领回去。这种小孩子从小就在洁净慈爱的环境里长大,渐渐养成了良好习惯,回到家中,自然会把从前的种种污秽的环境改了。家中的大人也因时时同这种新生活接触,渐渐地改良了。

  我在纽约时,曾常常去看亨利街上的一所居留地,是华德女士办的。有一晚我去看那条街上的贫家子弟演戏,演的是贝里的名剧。我至今回想起来,他们演戏的程度比我们大学的新戏高得多咧!这种生活是我所说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个人简介
历史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南开大学商学院企业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企业文化管理师”核心主讲教授,劳动部“企业文化师国家职业标准”制订组成员、核心主讲教授,主持与参与多家企业企业文化咨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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