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比市场更有力量嗎?——经济变轨系列二

周子衡 原创 | 2020-10-26 14:19 | 收藏 | 投票

 

 

     新近完成的《变轨——数字经济及其货币演进》一书,是过往相关文章集成基础上完成的。此书开宗明义,将经济“数字化”定义为经济“变轨”。

 

        这明显有别于经济”市场化”语意下的“转轨”,甚或可以说是,上一世纪七十年来全球经济市场化巨变以来,更具分水岭意义的经济历史进程——数字化“变轨”——发生了。引发经济数字化变轨的基本力量是——网络数字技术应用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与市场结构冲击。这一巨大需求与冲击,并不以市场发达成熟的程度为界分,换言之,不论经济市场化发展水平如何,甚或不论经济处于何一发展阶段,数字化都有可能萌生速生,而蔚然大观。总的来看,数字化极大地推进了经济市场化的发展,但是,这一推进却是发生、运行在崭新的领域或维度,可以说是结构性的变化。是为经济之“变轨”。

 

        于此,作系列的推介,以飨读者与书友。


 

      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农学系的酒井伸雄,在其2011年出版的题为《改变近代文明的六种植物》一书中称,原产于安第斯山脉中的马铃薯,不仅构建了印加文明,更在大航海之后横渡大西洋,培育出欧洲文明。马铃薯不仅强化了全球粮食供给,更完善了膳食结构,为大航海提供了对抗坏血病的利器,还提供了饲料突破了欧洲肉食供给的季节性限制……1853年,在美国纽约州萨拉托加温泉(Saratoga Springs)担任厨师的乔治.克拉姆(George Crum),因顾客多次抱怨他炸的薯条没有熟透,便赌气将马铃薯切得薄如纸般,然后再炸,如此食客便无法使用刀叉,只能用手进食。不料,这确掀起了食尚界的滔天巨浪,至今仍波涛汹涌,远未平息……

 

      大约100年后,芯片诞生了……于是,就有了美国版的关公战秦琼,作为高科技代表的芯片(chip)与市场代表的薯片(chip),谁将历史性地胜出呢?

 


                                                                                 愛爾蘭大饑荒紀念雕塑•都柏林


       美式炸薯片诞生之前八年,爱尔兰遭受了疫病导致的马铃薯减产乃至绝收,绵延五年的大饥荒,导致人口锐减,150万人移民美国。移民后裔中出了若干位总统,如,肯尼迪、里根、克林顿、奥巴马。其中,里根总统在1983年任命保罗.沃尔克续任美联储主席;而在克林顿总统履新翌年,路易斯.郭士纳(Louis Gerstner)出掌了IBM。1993年,這位被称为“薯片大王”郭士纳出任IBM的董事长兼CEO后,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主持人劈头便问:“请问您何德何能从一个卖薯片的跃升为IBM总裁?”郭士纳却一脸轻松地回答说 :“反正都是卖chip的。”1999年,博士在读的我听吴敬琏先生的课,他援引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话,至今仍记忆犹新:“薯片与芯片,谁更牛?市场说得算!”


      而今,美国每年消费3.7亿千克薯片;作为全球最大的马铃薯产出地,中国将马铃薯纳入主粮,且每年消费价值250亿元人民币的薯片。于此同时,热销了170余年的炸薯片因热量过高,甚或被批为垃圾食品;而晚诞生100年的芯片则被经济社会顶礼膜拜为数字经济所的图腾。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及消费市场——美中之间的争衡,不是薯片,而是芯片。保罗.沃克尔的话言犹在耳,时隔二十年,芯片胜出薯片,更牛!

                                    

 

        展望未来,十年后,如果没有芯片,甚或根本造不出薯片,也买不到薯片了。因为,社会经济体系的数字化运行与运营,根本离不开数以亿计运行中的芯片。然而,那时低廉芯片的价格甚许根本抵不上健康薯片了,而后者或来自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太空育种技术,等等,……

 

      事实上,经济社会常或乐观地认为,技术总是能夠解决或最终解决市场乏力的问题,即便是那些摒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者们,也坚信斯大林的名句,“技术決定一切!”【1】這就不免令人想起法國科幻小說家儒勒.凡尔纳的那部名为《培根的五亿法郎》【2】的小说,它预言了,技术足夠強大,但终归不能成为一种毁灭性的力量。技术真的不能毁灭市场吗?还只是如熊彼特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而被锁定在市场体系之內?   

 

 

      市场——本身並不完美,更不是压倒一切的力量。

 

      市场与政府之间一直跳着恰恰舞,有时进取,有时退却。技术——往往被认为是“中立”的【3】,但也時常站到市场一边,一次次缓解市场困境,它沒有摧毁市场,也沒能助市场一劳永逸地逃脫其困境。

 

      根本而言,技术与市场并不处于一个维度,前者从理论到试验完成了可行性的突破与进展,但是,是否实践中通得过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成本上是否通得过?时间上是否是合理或可控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技术从研发到推广,往往要经历一个事实性的阶段,换言之,技术要适应市场需求,而不是,反过来,市场要适应技术的创新。法国年鉴史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在其《15-18世纪西方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鸿篇巨制中,谈到蒸汽技术在古埃及时代就已经有了,那么其大发展是产业经济时代的巨大需求所带来的。无独有偶,1993年,考古发现,古埃及法老墓穴中木乃伊上有着一片丝绸,它只能来自遥远的周朝。另,史书上记载,商覆灭时,纣王拥有上亿片玉石。這些都在講述一個簡單的道理:需求是决定技术能否成为现实的根本力量,市场是需求的现实反映而已。

       

         需求,是技术与市场之间的桥梁。

  

 

      数字技术似乎能够改变或带来需求,因此,有人更大胆地宣称,数字技术将重塑市场,甚或创造出新的市场来。至此,市场真的成为技术的提线木偶了吗?(待续)

 

 

【1】见斯大林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年2月4日,苏联领导人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斯大林发表了这篇演说,其中主要涉及到“落后就要挨打”及“技术决定 一切”两个话题。

【2】《培根的五亿法郎》(Les Cinq cents millions de la Bégum)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和安德烈·洛里共同完成的一部小说。作品写于1878年,最初于1879年1月1日~9月15日连载于《教育与娱乐杂志》(Magasin d’Éducation et de Récréation);同年9月18日出版了无插图单行本;10月20日和11月17日又出版了两个插图本。 作品在20世纪初被译介到我国,首个中译本为包天笑译的《铁世界》。

【3】“技術中立”是指,政府或市場都可以運用相應的技術力量來強化自身,“技術中立”也成為政府或公共部門的一項原則,有如,在司法上並不支持因一項技術而排斥另一項技術,等等;再如,大數據的政府部門的運用,是否能夠強化政府對市場的優勢,甚或形成絕對優勢;另如,有人認為一些技術天然具有“反中立”的價值立場,是對抗政府管制的法寶,並篤定政府部門必然持有反對的立場,這是需要經驗事實加以證明的。本書後文將有所研討。一般來說,市場方面往往更為積極地開發相應的技術並成功地在私人部門使用,往往也強化了市場力量,但是,不好說技術就是市場性質的力量,天然地排拒乃至對抗政府力量。

 
个人简介
先后工作于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司法部中国法律事务中心、中信律师事务所等。199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师从李扬教授,专攻金融学。2002年毕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03年夏至2021年7月,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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