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转型的理性文化保障

陈学南 原创 | 2021-09-30 10:04 | 收藏 | 投票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向科学理性的运营模式转型,因为不论是信息系统还是物联网都是科学理性的东西。但企业文化并不天然是理性的,尤其是中国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社会的亚文化,我们社会文化中科学的部分本来就缺失。竺可桢曾经说过,科学的精神就是:“不计利害,但问是非”。中国大多数企业文化恐怕是反过来的。科学史专家吴国盛说:“科学的本质是求真,希腊人是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把理掰扯清楚,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应用性的东西”。现实是不能拿来用的企业文化在我们这里很难被重视。在这样的文化冲突下,数字化转型在中国企业必然任重道远。

本人曾经在某企业做薪酬设计,运用到了舶来品“因素分析法”,如果互相给岗位打分的员工能够做到“不计利害,但问是非”,这就是不错的一个薪酬设计工具,可结果是各位都把自己的岗位打高分,给别人打低分。当然,我用这个方法本来就有声东击西的打算,因为谁不知道“不计利害,但问是非”很难做到?同样是舶来品的信息系统以最佳流程的纯理性思维设计,不考虑明知故犯。舶来品的设计是基于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一开始无论是希腊、希伯来都不像中国有成熟的、排他的农耕生活,他们要么有游牧文化、要么有海洋文化,要么有商贸文化,这些文化都视迁徙为常态。迁徙的民族,周边一望都是生人。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本质是个生人文化(对应中国的熟人文化)。生人文化本质上是契约文化。西方人特别重视规则、重视条文,重视对规则的主动遵循。”吴国盛。

信息数字化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企业决策部分,很多人说数字化转型没有场景,看不到效果。那么首先要问企业决策者是否有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在决策的心理学研究领域有两个基本问题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什么因素使得一个决策成为好决策?什么因素使得决策变得困难?对第一个问题,传统的回答会参考理性原则:如果一个决策能够遵循逻辑学以及概率论的规则,那么它就是一个好决策。第二个问题更具有心理性,在行为研究领域也很少有一致性的结论。有诸多智力方面的因素使得决策变得困难:备选方案的个数、糟糕的决策所带来的潜在损失,以及做出不同的选择所带来的结果的不确定性程度。还有一点尤其重要,即必须从众多备选方案中选一个时人们需要权衡的数量和困难程度。情绪方面的因素就更多了:备选方案在多大程度上包含甚至威胁到了自己所看重的价值观、与选择过程相联系的情绪强度如何,或者在评估备选方案的可能后果时所唤起的情绪强度,以及时间压力或其他威胁因素的存在对决策过程顺畅性的影响。不论是针对第一个问题的理性,还是第二个问题包含情绪心理性都和企业文化紧密相关。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包括上下游供应链的实施范围内,都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理性的文化以保障数字化转型的效果。

个人简介
美国林肯大学MBA,现任上海玻璃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公司官网:www.boliwu.info 。微信号:c18621655760
每日关注 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