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 汪應果
這些年來,常有學生問我:“老師,‘文革’還會再來嗎?”我想我的回答就從內地某些城市的“唱紅”熱說起吧。就事論事,我不反對“唱紅”,但卻有種不祥的預感揮之而不去,特別是當我看到高僧、老道、神父、尼姑、阿訇一起登臺演出,對這些本該超然於社會的獨立人格居然如此輕易地被剝奪感到吃驚。於是,這種預感就更加強烈了。
根據我的觀察,大凡從戰爭環境或是在政治鬥爭、政治運動中成長起來的領導人,總是習慣把整個國家、社會當成是自己屬下的一個政治組織來管理,從不意識到每個公民具有獨立平等的人格應予以尊重,反而要求它的成員必須“選邊站”,非此即彼,非我即敵,不允許空白地帶,當然也不允許獨立人格的存在。從延安整風運動到1949年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有計劃且大規模地消解和摧毀了全社會所有的獨立人格,又因為對一些突發事件的錯誤處置,把許多原先明明不是敵人的人推到了對立面。這恰恰違背了馬克思最基本的關於“人性與自由”的論述,教訓可謂慘痛極了!
建國前後出生的一代,到“文革”中大多是“紅衛兵”小將,如果是高幹子弟,當年北京赫赫有名的“聯動”就是代表,這個組織的不少人手上是有血跡的。當然,我這樣說絕不是指所有的高幹子弟,更不是指“唱紅”的提倡者薄熙來,因為其父親薄一波首先就是“文革”的受害者。問題在於,在一定的環境薰陶下成長起來的人,多多少少都會打上那個環境的烙印,特別是少年成長期的影響,往往會攜帶終身。就說“唱紅打黑”,撇開動機、效果不說,這種做法的確留有“文革”的遺風,就是用政治運動的方式、行政命令的手段,取代了現代社會的法制以及人文精神的培育。再加上這一代人從小的教育就被荒廢,他們的青春期又在上山下鄉中度過,等到父輩官復原職,已過了學習的黃金歲月,即使後來去補個學位,其學問的含金量也可想而知。他們能避免前輩所犯過的錯誤嗎?對此,我還真的不敢樂觀。
在這樣的政治語境中,無論是擔任地方還是國家的領導人,是有一定難處的。但我以為,他們完全可以各自的方式來表達政治情懷,沒有必要穿上宗教的盛服(這只應該用在宗教的盛典上),來發起一場政治活動,或是舉行幾場文藝演出,因為這只能給人以時空錯置的怪誕之感,把宗教的聖潔完完全全地世俗化了。這一方面當然說明政治對宗教的強勢介入,另一方面也說明獨立人格缺乏生存空間的嚴峻現實。
我想起了一則愛因斯坦的故事。這位偉大的科學家一生特立獨行,面對倡狂的反猶叫囂,敢於正告納粹:“我就是猶太人。”然而更可貴的是,即使和同一陣線的人們在一起,他也始終保持自己的清醒。有一次,他在逃離納粹德國後,到德國使館退還了他的護照,這時在使館門口遇到了一群和平主義者的示威,他們高呼著“打倒納粹,我們要和平”的口號,並拋棄了軍役證。愛因斯坦本人就是和平主義者,理應和這些人站在一起,但他還是要他們撿起自己的軍役證。遊行者們就罵他“背叛”,但愛因斯坦說:“當納粹明天佔領你的國家,並且要你那樣去生活,你怎麼辦?”這裡表現出愛因斯坦充分獨立的人格,即使在基本立場一致的情況下,也絕不附庸群眾的狂熱。因為他深知,“當狂熱開始,接踵而至的就是全民族的愚昧”。
愛因斯坦的事例可以證明,一個社會的獨立人格越多,這個社會就越穩定,越趨向理性,而大陸的“狂熱-愚昧”之所以過去翻來覆去幾十年,其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獨立人格的生存空間,於是人云亦云,跟風追風,就成了常態。好在近來情況有些變化,不久前,《人民日報》發表了評論《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儘管這篇文章遭到了一些人的責難,但至少說明社會在進步。
現在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若問“文革”還會再來嗎,這就要看“文革”的意識和社會基礎是否還存在,否則就還真不好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