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利玛窦中国札记》

　　这位400年前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将沉重的帝国之门推开了一道缝隙，让暮气沉沉的天朝大国吹进了一缕清风；他游走于官署绅门之间，浸染了太深的中国文化，这让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和分析往往鞭辟入里

　　清代中叶之前，到过中国的欧洲人实在有限，马可波罗和利玛窦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

　　马可波罗是以其《马可波罗游记》闻名于世的，和马可波罗一样，利玛窦也写了一部著作，人们把它命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可从价值来说，后者远胜于前者。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8年，他的后半生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熟谙中国文化，他的著作写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原生态。

　　利玛窦于1552年10月16日出生在意大利的安科那省马塞拉塔城，他们家的孩子特多，据说至少有七男一女，他是家中的长子。他的父亲乔万尼·利奇不仅会制造孩子，也会经商，甚至还擅长政治：他曾在教皇的领地内经营产业，还代理过马尔凯地区的区长。开始时，父亲把马太（利玛窦本名）送往罗马学法律，但他没想到，这个儿子不久就过上了修士生活，加入了耶稣会。几年后，利玛窦又从里斯本出发，来到了印度的果阿。这一待，就长达4年之久，这期间，他向当地人学习了地球仪、天球仪、日晷等制造技术。1582年8月，他抵达澳门；次年9月，他和另一位神父罗明坚进入中国内地——广东肇庆，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

　　此后，他的生命和事业便和中国分不开了。从肇庆到韶州，又从韶州到南昌和南京，最终到北京，他以他的坚韧毅力、沉潜意志和务实态度，在内敛而排异的中国土地上，垦辟出了一块又一块的处女地，直至花开皇城，福撒宫阃！

　　今天看来，虽然利玛窦以其一己之力，不可能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但就其个人的努力而言，他的成就是巨大的。他在传教的同时，还传播了异域文化：他既向他的同胞介绍孔夫子和四书五经，又向中国人宣传欧洲的天文、地理、算学、理化知识，让日趋保守的儒家文化接受了一种异质文化的比对。他把他周身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28年的经历让他改变了许多，也适应了许多。为了能在中国站稳脚跟，传教布道，他习汉字，说汉语，穿儒服，谙汉俗，他游走于官署绅门之间，习惯于卑辞厚礼的往来，他浸染了太深的中国文化。

　　夕照晚年，利玛窦大约已感觉到了来日不多，便有意将他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写下来，留存于世，到他病逝时，这份记录已告完成，仅余一些空白以待来人补充，这便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这份五卷本的记录，除首卷介绍中国的名称、版图、土地物产、政治制度、科学技术、风俗习惯外，其余4卷则记述了以他为主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经历，这个过程自然是要涉及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各个阶层的状况的，这也使得这本札记具备了明末社会实录的重要史料价值，这同亚瑟·杨的《法兰西游记》之于大革命前夕法国的社会情况的记载一样，无意栽柳，而最终绿意盎然。

　　这样，《利玛窦中国札记》里便有了明末社会万花筒的成分，且由于传教需要得到官方的认同和许可，故而札记中大量记载的是与各级、各色官员打交道的过程。就中国人来说，与官员打交道本身就是一门深奥莫测的大学问，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个打交道的过程，当更是一种充满未知和挑战的经历，好在作者并未因此失去记述的分寸，他观察冷静，叙述客观，描摹细致，语言准确，写来极具真实性和现场感，读来也极具严肃性和滑稽感。400年后，当今天的我们再把这些桥段细细剖开翻看时，真的是无异于在览阅一幅明末官场的百态图。

　　用礼物开道与各色官员建立关系

　　明中期沿海倭寇之乱后，朝廷实行了海禁政策，中国与世界基本处于隔绝状况。然而，在此状况之下，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何以能在中国立足下来，传播异教，并能将传教点从南方一步步地发展到北方，直至皇城根下呢？这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停地打点各色官员们，向官员和皇帝赠送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自鸣钟、三梭镜、沙漏、风琴、圣母画像、天球仪、地球仪、日晷等，借此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从而取得他们的许可，实现划地定居、建立教堂、吸收信徒、传播教义的目的，所以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社交所需，就像是给社会进步的齿轮里注润滑油那样”。他在1585年10月20日写给耶稣会总长的信中，曾自谦地说道：“我正忙于这些琐碎之事，把重要的事留给别人去做。”这种谦逊的说话方式是利玛窦的一贯作风，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他所说的那些所谓的琐碎之事，恰恰是事关耶稣会能否在中国立足、传播的关键所在。

　　从前辈经历中受到启发

　　早在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前，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即满怀希望，试图打开中国的传教局面。1552年，当传教士沙勿略乘船来到中国广州海外的上川岛时，他的朋友、商人迭戈·皮来拉即建议他最好带些朝贡的礼品。结果，他以超过200金币的胡椒作为礼物，预付给一位商人，让他帮助偷渡进入中国大陆，但最终这位商人临时变卦，致使沙勿略不仅没有成行，反而把性命丢在了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