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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意大利人记忆里的中国官场生态
价值中国推荐 2014-10-13 16:34 法人2014年第8期 解读此文 收藏此文

  

  ——读《利玛窦中国札记》

  这位400年前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将沉重的帝国之门推开了一道缝隙,让暮气沉沉的天朝大国吹进了一缕清风;他游走于官署绅门之间,浸染了太深的中国文化,这让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和分析鞭辟入里

  (上接法人杂志第7期)



  利玛窦十分重视书面表达在人际交往和传教中的作用,他有着很强的写作能力,因而一本《利玛窦中国札记》,不仅将其在华的近三十年经历娓娓道来,且将其与人交结,特别是与各色官员打交道的情况,叙写得冷静、客观、细致,以至于今天的读者读来,仍可见当年官员的各种活色生香的表现。

  从对待礼物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廉吏守正与污吏贪鄙、宦官横行等杂然相处的官场生态

  1.礼尚往来型。中国是礼仪之邦,讲究礼尚往来。在利玛窦给各色官员、贵王公乃至皇帝送礼上贡的同时,他也得到了他们中不少人的回礼,体现了中国“来而不往非礼也”的礼仪传统。

  岭西道王泮的身上有着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热情而又谨慎,乐于助人而又善于自保,爱财却又节制有道。对于利玛窦送给他的自鸣钟和西式地图,他“用最和蔼的词句表达了他的满意,并回赠了几样礼品”;当他发现家里没有人能上自鸣钟的发条时,“就把它送回去,在教堂里用以供来客们取乐”。南雄知县王玉沙对利玛窦等人的拜访也不失礼数,“在同一天,他回拜了神父,各种常礼都齐备,穿戴着全副衣冠,这是官员在自己辖境内拜访绅士时的排场”。其他如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大学士沈一贯等,他们在收下利玛窦送来的礼物后,不仅对利玛窦进行了回赠,且价值还远超于收到的礼物,这也体现了他们重义轻财、重情轻利的一面。

  南昌知府王佐收到的两个日晷虽是自己主动向利玛窦索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敲诈索贿,他“回报的是一笔银子,大大超过了仪器价值”。可见,他更多的是因为好奇心理而索要日晷,最后又以补偿心理而实现交换的,体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士大夫节操。

  建安王、乐安王与利玛窦的交往都回赠了重礼,“他的慷慨确实胜过神父”,这除了看重礼节之外,多少还有些摆谱显富的心理。

  万历皇帝在收到利玛窦等人的献礼之后,对他们予以厚赏,允许他们居留北京,同时每月由官府给予一定的赏银,这都体现了天朝对朝贡四夷的恩赐心理,但底线还是“来而有往”的民族传统。

  2.清廉守正型。不管是出于对法律的敬畏,还是由于道德自律的原因,明末有些官员在对待别人送来的礼物时,是纤芥不、一尘不染的,表现出了很高的气节操守。在这方面,江西巡抚陆万垓是一个榜样,两广总督郭应聘更是一个典型,他们既不排斥传教活动,也不接受传教士的礼物,只是以一种清风明月式关系,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这种关系体现的正是君子之交的清雅与淡泊情怀。

  3.公开贪索型。应该说,即使再清明的时代,再完善的制度,也难以保证不出贪官污吏,只是明末朝政腐败,加大了这一现象出现的概率罢了。对此,利玛窦有着深切的体会,他说:“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

  “有时候,被告送给大臣一笔巨款,就可以违犯法律和正义而得以活命”。这说明,一则官员对百姓的生命财产拥有生杀之权;二则钱能通神,钱能让法律和正义为之弯腰。以之比照两广总督陈瑞对待利玛窦等人的态度,不正可以看出这一点吗?没见礼物时,他怒容满面,乌云密布;奉上重礼时,他笑态可掬,阴云转晴,一副十足的阴阳脸。

  对这类贪索官员的要求,满足了他会像陈瑞一样,让法律或朝廷的命令为你开口子——本来朝廷规定,非使节的外国人是不能进入内地逗留的,但他在收了罗明坚、利玛窦的礼物后,竟同意在肇庆划一块地方供他们居留——那么没满足,或者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利玛窦在南昌时,他手下的郭居静神父就受到了韶州府“第三位官员(指董廷钦),即长官的佐贰和教团的敌人”的勒索和报复,“他毫不迟疑地运用他的职权以图报复他认为是神父对他的侮辱。侮辱的根源是他怨恨当他想要他们的天文钟时,神父们没有把它留给他家。他接受了暴徒的诉讼,把教团的两名仆人叫到他的衙门,当着原告的面痛打他们”。

  这就是现对现的交易!就此看来,我想今天的人们应该对利玛窦的送礼行为给予十分理解的了。

  4.私贪暗占型。如果说陈瑞、董廷钦一流是公开索礼索贿的话,那么还有一些官员则做得要比他们巧妙得多,隐蔽得多,就像我们今天称某些人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样。在这方面,两广总督刘继文的行为最为典型。

  刘继文是由广西巡抚接任两广总督的,他还未到肇庆上任时,即要把利玛窦他们遣回澳门,把他们辛苦建起来的教堂用作他的生祠!对这种蛮横霸道之举,他还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写给岭西道(指黄时雨)的一封信中,新总督(指刘继文)声称一些时间以来,他已知道澳门的几个外国教士住在城里,他们把打听到的有关中国的一切事情都通报给葡萄牙人。”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给传教士扣了个间谍帽子,那传教士当然难逃被遣出城的命运了,剩下那栋教堂也就自然该被没收,作为为他歌功颂德的生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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