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适应这种趋势性变化,加快深化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您认为适应这种趋势性变化的历史关键时点在哪儿?
迟福林:在我看来,关键是要立足2020,缓解短期增长压力,实现中长期增长目标。如果我国这种趋势性的经济转型所蕴藏的经济潜力得到释放的话,未来10年,我国保持6%的经济增长是完全有可能、有条件的。如果是这样,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到2025年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继续在25%~30%之间。所以,我的观点是,短期要保6.5%经济增长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能不能适应这种趋势性变化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并由此实现可持续增长。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
记者:您强调说,2017~202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那么,怎样抓住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体制矛盾?对此,您能否谈谈?
迟福林:我国经济转型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经济转型已开始成为经济生活的主题。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经济转型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掣肘了经济转型的突破。第一,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衡。从经济生活的现实看,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需求引导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随着消费结构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的需求升级,原有供给结构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工业领域供给过剩与服务业领域供给不足的矛盾并存。第二,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例如,服务型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但服务业有效投资和有效供给明显不足。第三,政策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客观地看,现行的宏观政策与宏观体制仍有鼓励工业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某些特征。例如,由于投资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困难重重,供需失衡的局面难以扭转。
因此,以经济转型为目标深化结构性改革,对释放蕴藏的经济增长新动能,对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对利益结构冲击的深度和复杂程度,都不亚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它不仅将决定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也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2017~2020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要抓住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以结构性改革破解重大结构性失衡,实现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新的均衡。这不仅有利于解决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短期矛盾,而且有利于尽快实现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为未来赢得一个10~20年的重要发展期。
记者:您怎么看政府与市场关系?您是否认为这关乎结构性改革的成败?
迟福林:是的。我在今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大会发言,主题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在我看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决定着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当前,由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理顺,经济转型与增长面临着体制成本过高、市场开放不足等突出问题。因此,我建议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深化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进程。也就是说,深化结构性改革,一定要紧紧抓住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牛鼻子”,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激发市场活力、企业活力上形成良好的制度预期,并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
记着:您觉得在2017~2020年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迟福林:首要挑战是,我们能否在经济转型上破题?比如产业结构变革,消费结构变革,城乡关系变革等。我们一定要看到,释放经济转型中蕴藏的巨大潜力,才是实现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条件。
第二个挑战是,能否在结构性改革上有所突破?比如,适应我国消费结构的趋势性变革,需要在服务业市场开放中扩大社会资本进入,在公平竞争中提供好的产品与服务。
第三个挑战是,政府的监管变革是否能跟上?例如,食品药品监管如果跟不上,就会抑制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很多消费就会流向国外。再比如教育,现在一部分中产阶层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如果教育结构不改革、教育质量不提高,这一趋势还将持续。所以我很赞成深化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发力。
记者:您怎么看我国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对此,您有什么对策?
迟福林:关于过剩产能这个问题,一定要放在我国经济转型的特定的背景下来分析,过去我们为做大GDP,产能上升比较快,而且很多产能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当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后,产能过剩的问题就突显出来了。我认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本质是实现市场自身的供求平衡,主要由行政力量推动是很难持续奏效的。这就需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要求,尊重市场规律,形成更多运用市场手段、法治手段的改革行动方案,推动企业优胜劣汰、优化重组。
一方面,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重点激发市场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注册登记便利化,形成全国统一的企业简易注销方案;适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一般投资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以事后监管为主;推行法人承诺制。另一方面,以补短板促进去产能和去库存。例如,去库存的重点在三四线城市。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于限制中心城市房地产市场交易,而在于加快弥补人口城镇化的“短板”。为此,要统筹推动人口城镇化与去库存,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找到现实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