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说到标准，现在中国的产品标准已经滞后，甚至阻滞了创新企业的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迟福林：我认为，首先，制定标准主要靠政府是不够的，必须是政府和社会共同发力，以社会为主，让各社会组织、行业组织和独立权威的第三方机构起到政府相关部门起不到的作用。比如，食品标准化、健康护理标准化可以主要由行业组织来确定。
第二，市场要开放。比如医药标准、食品标准，只有开放以后才知道我们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才能倒逼消费品质量的提升。只有确保食品药品安全达到国际标准，老百姓才敢放心消费。
第三，要健全全社会的信用制度。比如，推行法人承诺制，如果企业承诺后不履行，在事后监管的环节对其采取严厉惩罚措施。
记者：怎样推进以监管变革为重点的简政放权改革？
迟福林：无论是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还是防范经济金融风险、落实国家食品安全战略，都需要把监管变革摆在政府改革的突出位置。当前的突出矛盾是，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合二为一的体制下，重审批、轻监管的格局难以改变，监管的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难以实现。我的建议是：把监管变革作为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重点，实现由行政型监管为主向法治化监管为主的转型；加快调整金融、垄断行业、食品药品监管权力结构，推进监管与行政审批的有效分离。
城乡一体化是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路所在
记者：您觉得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出路是什么？
迟福林：现在谈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些人把它理解为给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农产品。这固然很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推动城乡关系变革，改变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由此释放农村巨大的消费潜力。目前，我国城乡关系已经到了变革的历史转折点，要在打破城乡二元制度下考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下，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来考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记者：您能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谈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吗？
迟福林：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突出优势和最大潜力在于人口城镇化。到2020年，实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及“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目标，关键在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近年来，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总的来看，并未明确“以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目标，也未明确到2020年，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基本完成户籍制度改革任务。总的判断是：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历史，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扩大内需的重大任务。目前，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历史的时机条件已经成熟，与农村土地制度三权分置改革相结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着重要机遇。在今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2020：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历史》的提案。
记者：能否具体谈谈您在这个提案中的建议？
迟福林：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我提出了五条建议。
第一，把2020年作为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的时间节点。
第二，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建议从中央层面下决心，着力推进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现省际间居住证制度的相互衔接，到2020年基本建立以身份证号为唯一标识、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并使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由此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第三，统筹推动户籍制度和农民土地财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民带着土地财产权进城。我认为，如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破题，要实现人口城镇化的目标就很困难。
第四，强化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责任分工。以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关键是到2020年总体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五，尽快制定并实施具体行动方案。建议尽快明确提出到2020年“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的目标、时间表和重点突破，并强化督查督办工作，使这项历史性的重大改革落实、落地。
记者：关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问题，这些年一直有委员在呼吁，您在破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对此是如何思考的？
迟福林：今年我提交了一份关于《尽快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政协提案。我认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是我国新阶段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推进农村发展的重大举措。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任务是盘活农村土地资源，这将为国内富余资本找到新的投资空间，形成“三农”发展的巨大新动能，还可以为去产能、去库存开辟巨大市场空间，找到一条新出路。从现实需求看，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既有利于农业转型升级，又有利于释放人口城镇化的巨大内需潜力。
记者：对此，您的具体建议有哪些？
迟福林：第一，改变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限于集体成员内流转的相关政策规定。原因是农村土地承包权限于集体成员内流转，土地价格不可能反映市场均衡价格。而且，容易形成新的“地主”，容易使农村土地向少数农村有钱人集中。建议在政策上突破农村土地承包权只能在集体成员内部流转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在提升农村土地价值、严格保护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农业。
第二，在法律上明确农民土地的物权属性。首先要明确农民土地用益物权主体地位。其次要从法律层面落实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最后要对农民土地统一确权颁证。
第三，从法律上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首先要从法律上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完整产权。从法律上赋予农民对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性质，赋予其占有、使用、收益、转让、抵押、继承等在内的完整权利。其次，实现城乡资本、土地和住宅市场双向流通，推进乡村房地产与城市房地产两个市场接轨。建议改变目前以成员资格无偿分配的制度，使宅基地真正成为商品；改变转让限于本村成员内的相关规定，赋予农民宅基地及其房屋所有人以完整的物权。
第四，打破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分割，统一城乡用地市场。首先要建立两种所有制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利”的平等制度。改变同一块土地因所有制不同导致权利不同的格局。赋予集体所有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对两种所有制土地所享有的权利予以平等保护，实现宪法和相关法律保障下的同地同权。其次，打破地方政府行政独家垄断供地的格局，实现不同主体平等供地。从改革实践看，由地方政府独家垄断供应土地，既不利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又不利于抑制城市房价过高。这就需要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统一交易平台，明确交易规则，保障不同市场主体权利平等，让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形成，形成“同一交易平台、不同主体平等供地”的局面。最后，要简化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程序。建议让农村土地承包人可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权流转，提高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的便利性。（摄影王南海）（实习记者董媛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迟福林：始终走在改革发展研究的前沿
迟福林是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1968年他入伍当兵，由于文笔好，当兵两年就在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政治处做了新闻干事，一干就是六年。1976年，他被选调到国防大学做宣传干事，两年后成为国防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教员。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渴望在知识的殿堂寻觅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之未来的种种答案。他一面教书，一面在北京大学读书，拿到本科同等学历后还不甘心，又到中央党校继续深造，最终取得硕士研究生学历。
探索、思考与使命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特征，他也如是。自那时起，他对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改革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30多年过去了，他始终潜心研究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发表的论文多达800余篇，出版中英文专著40余部，形成改革研究报告百余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主笔提交了大量改革政策建议报告，其中有许多被政府直接采纳，有的被用作中央领导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起草的重要参阅件。
迟福林先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他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他曾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奖、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论文奖、全国行政管理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15年，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卷）》。
他一直希望创立一家研究改革发展的智库。1990年，作为发起人之一，他参与筹备并于1991年正式创立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创办之初，该研究院的体制是一家正厅级事业机构，但他觉得既然是一家研究改革的机构，就应该走一条全新的智库发展之路，成为真正的第三方智库机构。1992年，他们扔掉铁饭碗，自负盈亏；1993年实行公益机构、企业化管理。时至今日，已经坚持了25年。这是独立思考的25年，是以真知灼见赢得市场的25年，也是伴随着坎坷曲折与辛酸苦辣的25年。为此，他奉献了自己全部精力，与他的团队共同努力，探索出了一条社会智库发展之路，也培养、留住了一批知识分子。
作为一位放弃官位潜心研究的学者，硬是扔掉金饭碗端起土饭碗，这是需要何等的勇气与何等执着的信念支撑啊！他因此被人称为“迟改革”。
正像他对《国际融资》记者所说：“要做独立思考的学者，就要有责任感，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感太强了，所以直到今天，我一说改革就来劲头儿。为什么？一是中国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二是我们都认为中国能够通过改革再发展。”（撰文李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