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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价值中国推荐 2017-05-04 17:16 中国慈善家2017年第1、2期 解读此文 收藏此文

  让喜仁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他考察、记录这些世界瑰宝之后不过半个世纪,这些人间奇迹竟然消逝了

  撰文_赵一

  书名:《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


  作者:喜仁龙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是瑞典美术史家、西方汉学界第一代领军人物喜仁龙的代表作。

  喜仁龙(Osvald Siren,1879—1966),20世纪西方极为重要的中国美术史专家、首届查尔斯·兰·弗利尔奖章获得者,曾任职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后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美术史教授。

  1916年始,喜仁龙相继赴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日本名校讲学。1920年之后,他六次来华,深深爱上了东方艺术,对中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研究极深,代表作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中国雕塑》(1925)、《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1926)、《中国早期艺术史》(1929)、《中国园林》(1949)等。

  1921年,喜仁龙得到民国总统特许,考察了民国政府驻地中南海、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并在溥仪的陪同下,进入故宫实地勘察和摄影。《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正是这次考察的精华集锦。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原名《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首版于1926年,收录了14幅建筑绘图、300余张照片,全面展现了紫禁城的城门、角楼、殿宇等建筑的结构与装饰特点,记录了中南海、北海、圆明园等皇家园林的原貌。

  下册原名《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首版于1924年,收录了十余万字工程勘察记录、50余幅测绘图,详细考证了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建筑构造和历史变迁,并附有130余幅极具艺术性和视觉震撼力的照片。这是现存记录老北京城墙和城门最翔实可靠的文献,更是后世学者无法超越的巅峰之作。

  喜仁龙对北京的建筑充满喜爱之情,尤其喜欢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他在序言中说,“北京城门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典型代表,促使我写作本书的主要原因就是北京城门的美、北京城门对其他美景的衬托作用以及对破败城壕、青翠古松和古老建筑的衬托装饰作用。希望本书所付出的努力,能够引起读者诸君对北京城门和城墙更深的兴趣,且本书能够反映出它们的各种美,并能够为北京这座伟大的城市尽所谓的一点绵薄之力的话,那么,我就感到很满足了。”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成立后,侯仁之先生时常提到喜仁龙。他回忆,北平解放前夕,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伦敦花了重金购到了喜仁龙的专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通篇加以浏览,才开始意识到(北京)这组古建筑的艺术价值,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中国)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

  历史学家马勇说,“在喜仁龙笔下,老北京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美不胜收,是世界都城建设中的典范;它融汇中西,又极具中国特色,让观察者一眼望去过目不忘,而又清楚地知道这是中国,是北京,而不是与世界其他首都雷同的一个大都市。”

  不过马勇又引申做了另一番沉痛的思考:

  然而,让喜仁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他考察、记录这些世界瑰宝之后不过半个世纪,这些人间奇迹竟然消逝了。从大历史视角看,这个历史性损失,是多少发展都换不回来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过去几十年中,国内外知识界有无数讨论,但我们依然无法从这些争论中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

  ……

  回望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我们很容易理解其意图就是既要维护传统,又要开出新路。他们在西部城区开建新城的想法,与清中期修建圆明园,与日本人规划新城区,具有相通的学理基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政治领导人放弃“梁陈方案”,而选择了苏联专家以天安门为中心重组新北京的方案呢?

  对于这个历史性困扰,学术界这些年已有很多争论。这些争论说得都有些道理,但也有限制与不足。我能提供的一点思考,就是当时各派都没有弄清楚究竟应该怎样给北京定位。新政府希望北京是一个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经济中心为一体的新型首都,因而北京后来有超大型的钢铁厂、化工厂,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优质教育资源,当然还有庞大的军事指挥系统、政务系统。

  这个方案的局限性在于,决策者没有充分考虑到区域分工的重要性,不知道明清以来中国政治中心究竟是怎样与外部协调的。我们看到,明清时期,北京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中心,是不事生产的消费都市。北京所需要的一切,差不多都是从外面调运,因而先有运河,后有海运,直至后来的铁路。为什么那时的北京不主张建设一个“全能城市”,实现自我供养呢?这里面一定有其道理。

  再比如,在晚清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下,天津迅速成为北方大港、超大型商业中心,北京为什么没有与天津争夺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呢?其实,这里就有一个区域分工问题,有个效率优先原则。

  所谓区域分工,如果我们回看晚清历史,就会发现大直隶与今天我们说的“京津冀一体化”是一个意思。直隶总督府并不是设在北京,先是设在保定,后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相当一部分外交事务而移驻天津,依然不是选择北京。

    晚清政治格局中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但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北京尽管不洋气,但最有文化,舒适、宁静、温馨。北京不是大而全,也不是小而全,而是尊重分工,只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中心,只承担着政治的单一功能。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天的北京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几个都市之一,也是世界上最不方便生活的几个城市之一。北京未来发展的路还很长,北京怎样汲取历史上的经验,不犯同样的错误,还很值得研究。
责任编辑: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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