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国 - 财经商业新媒体
杂志汇
正在读取登录信息...
价值中国网首页 > 杂志汇 > 金融 > 英大金融
1916京钞风潮
价值中国推荐 2017-06-26 16:54 英大金融2017年第4期 解读此文 收藏此文

  在张公权看来,北洋政府的京钞停兑令一旦执行,无异于陪葬中国银行信用,从此永无恢复之望,再也难以摆脱外资银行“桎梏”。

  文  |  徐瑾

  钞是中国迈向现代货币体系脱不开的一步,不过这一步却迈得十分艰难,“京钞风潮”是其中的第一个考验。


  北洋政府危机爆发于袁世凯称帝之前,而作为此后一直无法集中权力的弱势政府,军阀割据导致“各省每以自顾不暇,将向归中央收入之款项,任意截留,自为风气”,对内对外都力不从心。而财政匮乏导致中央权威继续弱化,进而财政更加式微,可谓恶性循环。至1925年预算仅为3.1亿元,次年担任财政总长的顾维钧每月收入只有100万。

  如此态势之下,身为国家银行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也因此被政客盘算,陷入滥发纸币深渊,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信用面临考验。袁世凯的谋士梁士诒长期控制交通银行,面对无计可施的财政漏洞,他和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密谋发行不兑换纸币。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走漏反而导致市场挤兑爆发,从京津开始蔓延,一切愈演愈烈。

  北洋政府未等新财政总长孙宝琦上任,就在1916年5月以国务院的名义下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停止钞票兑现和存款付现。“停兑令”一出,其实就是摆明了政府要赖账,银行已经无计可施,市场因此一片混乱,纸币的价格越发走低。

  这一事件显然严重影响了刚刚树立的中国银行业的银行信用, 1916年5月,就在当时的金融中心上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也毫不例外地接到了“停兑令”。

  然而,上海当时有一个日后即将崛起的银行巨星:张公权。他曾经留学东京,从25岁开始加入中国银行,其人生与中国金融史乃至大历史都紧密联系在一起。

  张公权和上海分行总经理宋汉章接到命令之后,看到流言变为现实,第一反应是“惊恐万分”,深感这无异于陪葬中国银行信用。对于整个金融业而言,如果执行此令,中国的银行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再也难以摆脱外资银行“桎梏”。两人合计之下,决定维护银行独立,核算现金与资产的情况,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拒不执行,期待借此获得民众谅解与支持,“而寄其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足以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两人复电北洋政府“为对持票人负责,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

  拒不执行,并非代表没有成本与一味顽抗。张公权与宋汉章的担忧在于,因为抗命他们会被北京政府解除职务,而一旦被解除职务可能就会面临无人顶上的困境,于是他们借助了租界法律,让商股股东起诉张宋二人,这也意味着他们在起诉期间无法擅离职守,也无法被解职。

  保住管理架构之后,上海分行还必须证明经济实力可以应对挤兑浪潮。挤兑是所有银行家的噩梦,更可怕的是这噩梦常常变为现实。多年后,张公权回忆起挤兑狂潮仍旧心有余悸。

  5月12日早晨8点,张公权从家里去银行,在离银行还有三条马路时,即见人已挤满;他勉强挤到行门口,发现挤兑的人数不止2000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这些升斗小民人数虽然多,但是索取数目并不大,张公权注意到他们手中所持的不过1元或5元的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的存单一张。

  5月13日继续挤兑,人数与12日差不多。为了安定人心,本来星期六半天办公,上海分行特意延长办公时间,结果挤兑人数一下子减少了400人;此后周日本来休息,也照常营业半日,结果挤兑人数不到百人。张公权此刻才算舒了一口气,记下“风潮似已平息”,但是他也没有十足把握,在目睹13日挤兑情况之下,上海分行行现金也开始减少,究竟能否支撑下去其实未必完全有把握,需联系外资银行给予帮助。

  当时外资银行信用良好,所以钞票得到更多认可,库存现洋颇多,所以上海分行不得不借助其帮助,而外资银行也需要市场稳定。当时势力最大的汇丰银行隐性承担了维护市场稳定的责任,汇丰银行贷款额度占据1/5,为40万元。此外,当天还决定由华俄道胜银行“出早仓”(资金一般是下午出库,早仓表示提前提出)以帮助上海分行。其实上海分行并没有动用这笔钱,但是市面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挤兑风潮旋即散去。

  到了5月19日,风潮总算彻底平息,张公权如此记录战果,“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南京、汉口两分行鉴于上海分行措施之适当,并获当地官厅之合作,对于发行之钞票,及所收存款,照常兑付现金。影响所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对于中国银行在当地发行之钞票,十足使用”。

  从经济上来看,上海分行已经胜利,此刻可谓“家有千金,行止不惊”,在银行加班加员应对挤兑的努力之下,挤兑风潮散去。此刻又传来各方面的声援。5月16日各国驻京公使团向领事馆复电,赞同协助上海分行,但张公权当时表示挤兑风波已经平息,上海分行无须外援。

  尽管此刻经济上已经不需要外援,外援的政治含义却十分清晰,并为将来的事后追责赢得了空间。袁世凯在1916年6月6日去世之后,执政的段祺瑞对于上海分行停兑的态度改变为“非常和缓”,承认停兑是勉强应急策略,而上海分行在租界之内,“与外国商人关系较深,停兑不易办到”。至此,大局已定,也意味着上海分行取得完全胜利。

    (作者系经济学者,著有《白银帝国》《印钞者》,公号“徐瑾经济人”)
责任编辑:Karen
正在读取...
英大金融最新文章
一周排行
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