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理性的局限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我们更需要对理性有更理性的认知

　　撰文_张玲

　　书名：《人类活动中的理性》

　　原作名： Reason in Human Affairs

　　作者：[美国] 赫伯特·西蒙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者：胡怀国 / 冯科

　　赫伯特·西蒙，

　　惟一因管理方面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在管理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曾任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授，自1949年起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教授。1975年荣获图灵奖。1978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理性”在现实的诸多语境中，多含褒的意味，有时候甚至是正确、合理的代名词。“乐观主义者认为，如果我们思考得足够深入、足够理性，那么我们就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不难发现，理性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得到了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但理性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却没有被充分讨论，而这恰好也是“不理性”的重要表现。

　　基于此，《人类活动中的理性》一书通过探讨理性在人类活动中的有限性，试图让读者对理性有更理性的认知，从而更有效地利用人类推理能力所赋予我们的力量。

　　理性的有限性

　　随着科技的进步，交通、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世界在诸多因素的交汇中产生丰富的化学反应，持续演变之后，成为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个体的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大型机械中的一颗螺丝钉。因此，面对复杂的大环境，虽然人类已知的东西在增多，但未知的东西变得更多。

　　郝伯特·西蒙认为，“当你进行某一具体决策时，无论它有多么重要，你都不可能对它在未来的具体详情了然于胸……”当然，这不是理性的错。因为，如果用比较工具性的眼光看待理性，你会发现“尽管理性是我们在探寻实现目标的相应手段时的强大工具，但它却无法对目标本身提供任何帮助。”

　　万幸，我们虽然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但要称其为“寂寥世界”，似乎也未尝不可。虽然世界上有无数个变量，它们在理论和实际中相互影响，并共同组成社会这个有机体，但在现实生活的绝大多数情形中，有些比较间接的影响确实可以忽略不计。“按照万有引力定律，世间万物相互牵引，但某些物体的引力却比其它物体为大，这或者是因为它们更大，或者是因为它们距离更近……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考虑具有主导作用且数量有限的变量或因素。”

　　懂得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分清主次、先后，并作出较为合理的决策，这可以称得上理性。但理性作为完成目标的工具，能够发挥怎样的效果，还取决于人类不断打破自身局限性的积累。

　　郝伯特·西蒙认为，一个人出类拔萃的必要条件，是在一个领域勤奋地耕耘十年或以上（即便是天才也不例外）。虽然莫扎特在17岁时，就能创作出世界顶尖的乐曲，但这并非一日之功，而主要得益于他从4岁便开始训练作曲的不懈努力。“如果没有基于先前经验的识别，那么在复杂空间中的搜索就会如蜗牛爬行般缓慢”，此种情况下，理性这一意识能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或将更加微乎其微。

　　感性的力量

　　与理性的局限性被普遍忽视一样，“感性”所蕴藏的强大力量也在略带贬义的解读中被无视。这一现象，在人文学科领域表现尤为明显。

　　在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人文学科像是遭遇了十面埋伏，给人以四面楚歌的凄凉感。“在我们的大学中，大多数学生似乎更愿意入读法律、商科或医学专业，而人文学科则遭到了善意或其它原因的忽略。”但人们有效了解一些重要问题的最佳方式是什么？一定是科学、严谨的理论或数据么？

　　以《正午的黑暗》（注：亚瑟·柯斯勒 Arthur Koestler所著之《正午的黑暗》是一部以苏共为背景的时代力作，1941年一经出版便震撼世界，在多个国家一版再版，译成多种文字。在蓝灯书屋《现代文库》评选的“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中，名列第八。）为例，郝伯特·西蒙认为，一个人如果想了解西方社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及其对当今世界的深远影响，就一定需要了解一下“大清洗”。而了解“大清洗”的诸多方式中，阅读小说《正午的黑暗》比阅读相关的历史书和证词抄本更为有效，相较而言，小说更能唤起大多数读者的强烈情感。郝伯特·西蒙说：“如果信息是在一种情感激荡情形下呈现的，那么与完全不受情感影响的情形相比，大多数人专注于它们的时间会更长、思考的程度会更深，并能对它们留下更为深刻和持久的印象。”

　　诗人荷马仍然“活着”，“因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处理的是现代社会科学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或有更好理解的事情” 。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勉强还“活着”，“其科学著述完全过时了，其逻辑学大多过时了……”

　　在肯定“情感”拥有强大力量的同时，为了避免矫枉过正，郝伯特·西蒙就人文学科与科学的关系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说：“各种著述能否唤起情感的能力本身，对于我们具有特殊的价值。如果我们希望把它们用于教育，那么就不仅需要重新评估其唤起情感的能力，而且需要重新评估它们在科学方面的有效性。如果人文学科希望把它们关于人类境况的独特见解作为文科课程的基础，那么它们就必须能够表明其对于人类境况的阐释，具有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合理性。”

　　　　如何增强机构的理性

　　　　人类在计算能力和理性行为方面的局限性，使得由人类组成的机构的有关能力也会出现相应的局限性。机构理性的局限性有多种表现：一方面，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注意力的限制，处理问题容易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在很多重大并充满争议的议题中，机构轻易就能陷入多重价值观的泥潭；再有，社会组织的认识局限性，可能会让为了实现某种目标的决策无效甚至适得其反。

　　　　如何增强机构的理性？

　　　　郝伯特·西蒙认为，首先，需要创建一些专业性的团体和专门的组织机构，以解决与其相关的专业性、重复性问题。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因为市场是“一种使得有着有限信息和有限计算能力的人类能够做出更明智决策的机制”。

　　　　其次，针对充满争议的事件，人们可以诉诸多种法律程序，比如立法听证、法律辩论或者对抗式诉讼。可以想见，既然问题是充满争议的，那么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令多方都可以容忍或者接受的，并非理想中最优的。在各方为自我辩护的过程中，有利于增进各方对有关事项的了解和理解。

　　　　再有，要对公共信息库合理利用。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面对大众传媒、各行各业的专家、各类专业的书籍等信息载体，机构要如何取舍，才能增强机构的理性而不是适得其反，这需要机构对各类信息载体有充分的认知。

　　　　在选择大众传媒还是书籍这一问题上，郝伯特·西蒙更倾向于优质的书籍。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想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提出有价值的方案，最好是读一两本比较好的书，而非在下一年的《纽约时报》中寻找一切有关中国的报道。在他看来，报纸提供的不过是即时事实的大杂烩，而书籍提供的则是相对条理分明、易于理解的稳定且可靠的框架。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不论个体还是机构目前的能力，都远不足以应对现实世界的全部复杂性。幸运的是，人类理性需要应对的世界既复杂也寂寥，郝伯特·西蒙说，“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引领我们步入和谐社会，那么我们就应该保证：其一，我们构建的社会制度，应该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表现出‘自我’；其二，它不需要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对自己的私利做出较大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