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成熟民间智库的生存模式，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财团和社会的捐助。但我国一直没有形成公共基金的力量，官方智库不仅享受政府全额拨款，还能容易地获得各种官方数据，这就导致了中国民间智库的产品“推销”效果很不理想。

　　　　有国外学者曾指出，中国智库的发展空间很大，但在组织、财政、法律的独立上还面临很大挑战。民间智库发展难在哪？

　　　　官方智库的处境亦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各省级社科院的院长们还经常要为项目审批和如何筹措研究资金而发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省级社科院负责人告诉《小康》记者，同为谈创新，上级社科院是有钱之后琢磨怎么花钱，下级社科院则是琢磨怎么把钱拿到手。而在许多地方社科院看来，洋智库是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和学习对象。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表示，中国特别需要保持一定独立性、民间性与利益中立性的第三方机构——民间智库，为中国发展增添智慧。但民间智库的发展状况并不乐观。例如，民间智库本是非营利组织，但中国现阶段的政策却要求，必须让其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形式注册，或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

　　　　记者了解到，中国官办智库不仅规模大、数量多，而且人员数量庞大、机构设置繁多。以中国社科院为例，其拥有38个研究院、180个非实体研究中心，主管全国性学术社团105个、研究人员4000多名。而全欧洲的智库研究员也不超过5000人。

　　　　至于机构经费，科技部的数据显示，2009-2010年，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经费总额为239.7亿元，其中66.5%来自政府，占政府同期研发投入的13.4%。

　　　　事实上，鲜有例外，中国民间智库遭遇的困难几乎从注册就开始了。

　　　　三年前，为了获得一个身份，前滩综研至少找过3个“婆婆”。创建者首先找到上海市科委，接着被推荐给了浦东新区科委。但是，后者对创建智库不太理解。于是，何万篷等人又辗转联系到徐汇区科委作为挂靠单位。

　　　　一些希望创办民间智库的朋友在民政登记时同样也曾遇到麻烦。“他们看到机构名称里既有改革又有智库就很紧张。尽管中央的改革方向是不要‘婆婆’。但他们说，你这个涉及意识形态，还是要找个主管单位管起来。”

　　　　资金是民间智库的掣肘。

　　　　如今，很多智库负责人每天操心的事情不是如何提高研究水平，而是怎样才能搞到钱、拉到投资。他们曾试图去做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工作，但根本说不通。与此同时，虽然也有一些外国资本来中国考察民间智库，但至今光有观察，没有动作。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如今的民间智库往往挂起两块牌子，一块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一块是工商注册的公司。同时，依靠政府采购与企业采购两条腿走路。

　　　　此外，前滩综研还曾想过一个方法，希望以高新技术企业的身份获取政府的优惠政策，缓解生存压力。但宋杰封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又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而且，对于民间智库而言，参与到政府决策、政府采购中去也并不容易。“一些重大的政策会议，受邀的往往是传统智库，社科院、党校高校等，很少有人会主动通知民间机构参加。”一位民间智库负责人说。

　　　　而另一位民间智库的管理者则告诉记者，有些政府对外招标课题会对智库的注册资金、运营期限以及从业人员的体制内职称等方面提出要求。比如，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运营期限1年，甚至3年以上。政府部门会通过设置这些门槛来剔除中小型的民间智库。

　　　　如何摆脱数多质劣

　　　　民间智库普遍生存艰难，而基本模式就是为甲方提供智力成果获得收入。

　　　　由于惨淡经营，民间智库也就很难开出比官办智库更优厚的待遇，吸引优秀人才。没有人才，研究者水平不高，民间智库的声音微弱又不被重视，于是也就形不成气候与影响。

　　　　世界一流智库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如何避免中国智库在发展中遇到的类似制约？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介绍，美国的智库基本都是民间的，且一般为非营利机构，依靠基金会资助，所以在资金上问题不大。其次，美国智库有自己专门的研究人员，一般都是各学科的专家，或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前政府高官。此外，智库之所以在美国兴盛，还取决于政府决策机制的开放性，这样智库才能够充分地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中去；还有良好的舆论环境，因为智库的研究成果需要通过媒体的平台来展示。

　　　　裴敏欣指出，在完善智库发展的“政策分析市场”方面，要建立政策分析研究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交流的渠道，使相关智库对政策研究的需求非常清楚，各种智库可以针对相关政策研究的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其次，要逐渐保证智库研究经费的多元化。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研究机构保持独立性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因此，在中国设立政府的政策研究基金、通过法律或政策鼓励社会公益捐助等都是有效的制度基础。再次，要建立智库研究成果多层次输出和公开讨论的机制。智库的研究成果不仅向政府部门输出，还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其他关心该政策问题的公众和社会团体提供，使智库通过丰富多样的方式实现其政策影响力。

　　　　就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状况而言，无论在政治环境、舆论环境、人才资源、资金保障还是社会需求上，都是中国智库的黄金时代。智库不但成为中国媒体和公众耳熟能详的流行词汇，而且也逐渐成为政治决策、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与美国民间智库“一统天下”相比，中国目前的智库格局是官方智库数量众多，休眠的高校智库众多，非官方智库则艰难求生。

　　　　在民间智库无强劲政策支撑的情况下，走“第三条道路”的半官方智库，或比较契合于中国国情，这类智库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在“社团生存安全”上有政府的庇护，另一方面又不同于官方智库，不必沦为有关部门的“宣传库”，可以适当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做出独立和客观的战略研判。

　　　　然而，从“思想产品”的市场经济化角度上看，不同地位的市场主体，显然不利于形成一个“竞争市场”，没有“竞争市场”，也就注定没有品牌性产品。官方智库在政府采购思想产品的市场份额中，居于垄断地位，半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竞争中，又有体制等的非市场因素的优势，民间智库从创办至今20多年来，其发展并不容乐观。

　　　　记者注意到，国内数个活跃于非官方智库的著名学者，往往在所在单位职称评定时受影响，而越是在智库界有实力的人物，其研究综合视野和跨领域的研究能力越强，其研究“专项感”越弱，越不符合现有职称评定“专业水平”评价体系。

　　　　另一个制约因素，来自官方信息公开与信息获取渠道等问题。相对于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往往在及时和充分把握政府信息方面，没有得到法律及制度上的有力支持，导致智库在进行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中，未能形成令决策者心仪的成果。政府信息受限，也影响到智库选题设定等工作，民间智库一般会选择远期战略性研究，而回避对策性课题。

　　　　“国家尚无智库的‘国标’，也无意在相当近的时期之内推动这样的标准。当前中国政府与国有大型企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聆听到独立的民间智库的声音，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这一大思想市场环境上看，中国民间智库尚处于‘初级市场’阶段，整体依然相当落后。”上述专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