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是城市永远搬不走的“不动产”,观之当下,成都对于文化的尊重与保护是值得推荐的,成都人对于文化的自信与敬畏更成为了天府文化广阔前景的最大优势。在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上,“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内核已然深入人心。
文|《小康》记者刘源隆四川成都报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在他最落魄的时候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许愿说,如果有一天他能够亲眼看到一座坚固的大楼,供读书人生活,那就算他的茅屋被吹破,自己被冻死也心满意足。这首诗就写在成都,如今的杜甫草堂是唐末诗人韦庄寻得的遗址。
每个来到成都的人,无不到草堂一游,也无不感慨杜甫当年写下的这首诗篇。再看看今时今日的成都,高楼林立,广厦万千,一派朝气蓬勃的繁华盛景。杜甫若见今朝的成都,又会否老泪纵横,感慨万千,写下更多赞美与吟颂的诗篇呢?
如今的成都面临着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机遇,如何将过往的历史与如今的盛景展示给世人?如何既传承传统文化又发展创新?
移民造就文化融合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仿佛自古以来,成都就是自给自足、鲜与外界接触的城市。但实际上,成都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2300多年“城址未变、城名未改、中心未移”,这足以说明成都的安定。
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的是,成都自古就是移民城市。
公元前228年,秦灭赵,这时中原的许多富豪和工匠也大批迁徙进入蜀地,他们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也带来了先进的工艺技术,其中主要的就是金属冶炼技术。卓文君一家也是自这时才来到成都。
公元298年,关中地区大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十几万流民入蜀;西晋东晋时,四川南边的犍为郡等州县大批僚人入蜀,光成都就迁徙了3000多户,整个入蜀的僚人约有10多万户、58万多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外族人与汉人的大融合,不仅对蜀文化的形成有重要的关系,甚至于对蜀人体格的影响、对蜀方言的发音等都有重要的关系。
公元1290年,四川在籍人口数仅有61万。元末红巾军起义,湖北随县人明玉珍率军入川,建立了大夏国。他带来了20万农民起义大军和大批农民。而后,两湖一带战乱不断,大量湖广人陆续移民四川。到了明朝初年的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的人口已由元末的几十万人上升到146万。
清朝顺治末年到康熙年间,大批的两湖两广人、福建人、江西人、陕民举家迁往四川。而抗日战争,解放后大军南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三线建设都为成都带来了大批的移民。
在历经这一次又一次的移民潮后,巴蜀文明却并没有被其他文化所同化,反而不断发扬光大。这不禁令人好奇,天府文化的内在基因是什么?
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陈立志如此说道:“虽然历经文化交流融合,但独特的地域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孕育积淀下的‘思想开明、生活乐观、悠长厚重、独具魅力’的天府文化特质作为文化主流,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华口述史研究会副会长谭继和曾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在加速推进,国内许多城市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走一走、看一看,‘千城一面’的现象并不少见。其实每个城市差不多都有体现自己个性、特色和神韵的实体或遗产作为该城市的代表,关键看怎么用。”的确,成都市城市规划和建设历来尊重历史,延续文脉,注重城市的有机更新。陈立志介绍说,“如房地产开发中发现金沙遗址后,马上停止开发,规划建设起了金沙遗址公园和金沙遗址博物馆。在商业中心春熙路附近的江南馆街发现唐宋遗址后,科学处理保护与商业开发,对遗址进行了原址保护。发掘出东华门遗址后,将作为正在规划建设的成都中心的重要文化本底,着力再现成都的文化盛景。”
文脉传承文化自信
公元前141年前后,汉景帝刘启任命安徽庐江人文党翁(简称文翁)为蜀郡守,文翁选了一些青年,亲自为其开课讲经,建筑石室藏书,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办学校——“文翁石室”。从那以后,成都的文脉便像滔滔江水般绵绵不断。
著名学者流沙河说:“和李冰建都江堰一样,文翁兴学的功绩至今泽及后世。”可以说,他们二位奠定了成都历来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城市特色。李冰治水,总结出科学原理:“深淘滩,低作堰”;文翁兴学,总结出教育原理:“师资高,学风严”。
谭继和曾撰文:书香成都,好文雅,好文学,好今文经学,这是历代文人都赞颂过的成都个性。特别是“西蜀自古出文宗”“诗人自古例到蜀”“蜀女自古多才”,更是成都文脉的特色。赋圣司马相如、汉代“孔子”扬雄、明代著述第一人杨升庵、当代文豪巴金,出生在成都。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张问陶、李调元、郭沫若等一代文宗,虽不是成都人,但都是成都文化熏陶出来的巨子,每个人都代表着成都文化前进史上一个光辉的路标。
这些历史发展到今天,所表现出的,就是成都人对文化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