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以现有的增速水平，晋级高收入国家还需要几年时间，以这样的时间长度晋级高收入国家是合理的，而如果经济增速再下滑，则可能出现较大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原因也很简单，跨越最低门槛并不意味着就是高收入国家，把经济周期波动等因素考虑进来，晋升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不被重新降级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至少应达到20000美元以上，按照前述6.5%速度、汇率与人口规模不变来测算标准，我国大约在2031年之后才能实现。

　　　　“变富”是必然之选

　　　　《英大金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仿佛是一个天生正确的命题，我们为什么非得要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高收入国家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

　　　　黄志凌：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之一。

　　　　首先，“变富”是我们傲立世界民族之林、实现复兴的前提条件。自晚清开始，我们从积贫积弱中走来，历经苦难，所有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民族复兴。可我们若想傲立世界民族之林，首先必须成为高收入国家。但是目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上排名还相对靠后，2016年而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排名第69位。

　　　　此外，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越来越具有“经济分水岭”的意义。大多数国家都能在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阶段实现跨越，而当它们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大约四分之三的国家出现经济大幅减速、停滞，甚至至今未能晋升为高收入国家行列，对这些国家而言，中等收入阶段像是一个经济发展泥潭，伴随市场信心的被破坏，悲观预期加重，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形成经济发展“陷阱”。更有甚者，还发生了较大的政治波动。如阿根廷自20世纪60年代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长期滞留其中后，引发了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动荡。其他一些拉美、东南亚国家很多都存在类似的情况。为避免这样的“宿命”，我们必须尽早成为高收入国家。保持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速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升级、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条件。

　　　　另外，我国从低收入向中高收入发展过程中，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稀缺，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安全防务水平亟需提升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

　　　　认真审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和世界发展史，不难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成为高收入国家，并且这个时间还不能太长。

　　　　底部支撑特点突出

　　　　《英大金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国经济增速应该保持在怎样的水平？

　　　　黄志凌：对于中国而言，最终跻身并屹立于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在于经济增长保持在6.5%~8.5%的通道里并运行足够长的时间。

　　　　《英大金融》：为什么是6.5%~8.5%，而非更高或者更低？

　　　　黄志凌：解读数据发现，2012~2016年经济增长运行在6.5%~8.5%的区间已经被统计确认，2017~2020年之间，经济增长不出现无支撑破位下行，滑出6.5%~8.5%运行区间的可能性不大，进入经济衰退或负增长通道的概率几乎为零。

　　　　《英大金融》：您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黄志凌：除非发生外部战争、内部大规模或长时期社会动乱，中国经济或许低增长，但基本不可能负增长。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底部支撑特点突出，这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表现尤为明显。

　　　　一方面，大国经济结构本身存在一个底部支撑。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总量变化的历史轨迹表明，虽然我国经济季度波动较大，但年度跌破6.5%的概率较小，结构性支撑是重要的原因。一是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第一产业形成了稳定性支撑。二是中国是国际公认的工业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拥有3大门类、41个大类、700多个小类的工业体系，第二产业稳定性较强。

　　　　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形成了新的底部支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调整，分别经历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两次重大产业调整。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水平提升使得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占比开始稳步上升，2013年超过第二产业（1985年超过第一产业），成为目前经济结构的第一大产业。迈入中高收入台阶的13亿人口消费与服务需求将支撑第三产业继续稳定增长。

　　　　《英大金融》：经济结构优化了，经济增长的脚步却放缓了不少，这其中有什么门道？

　　　　黄志凌：GDP增量结构变化的重要贡献因素是工业占比下降，直接拉低经济增速。2012年，工业对GDP增长贡献率为40.6%，2015年下降到30.4%，下降10.2个百分点，同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上升12.3个百分点。至于其他部分，基本稳定，金融业、服务业甚至是正向贡献。

　　　　但从现在起，经济增长应该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区间。按照目前非工业稳定规律和服务业发展态势，即使工业零增长，也不会出现经济总量萎缩，况且工业增速下行接近“死库容”：工业构成中，行业出现明显分化走势。与日常消费相关的行业，如电力热力及水生产的周期波动较低，持续稳定，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企稳基础逐步夯实，对经济增长形成积极支撑。

　　　　有效需求撑起“通道”

　　　　《英大金融》：既然谈经济结构，除了供给，还有需求，从需求的角度，经济增长面临哪些可能的影响因子？

　　　　黄志凌：我们之所以说经济运行持续保持在6.5%~8.5%区间，既是一种理想状态，也存在可能，在于供给结构的变化形成了底部支撑，需求结构的变化则形成了更有力的支持。

　　　　第一，从国际比较看，危机发源地的美国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呈现稳健上行走势，欧盟和日本经济增长虽仍曲折波动，但筑底迹象日渐明显，新兴经济体也基本上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全球经济逐步向好无疑代表着外部需求环境的向好变化。

　　　　第二，从国内经济转型进展看，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引领下，提质、增效、升级的“双中高”经济转型方向确立，新旧增长动能不断加速转换，新经济、内需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断增强。

　　　　第三，从行业数据分析来看，真正意义的过剩行业去产能对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影响不到1个百分点，按照2015年工业占GDP比重的30.4%，去产能10%大致影响GDP增速0.27~0.41个百分点。过剩行业去产能至正常状态（80%利用率），对GDP的影响不会超过0.5个百分点。如果分3~5年实现去产能目标，或内外需求提前复苏，则影响更小。

　　　　第四，从金融发展状况来看，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持续9年，脱离实体的虚拟金融失控和资产泡沫等危机动能大幅衰减，金融结构——尤其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国民储蓄向国民投资转化的途径与机制更加顺畅、有效。

　　　　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已连续多个季度运行在6.5%~8.5%的区间，市场驱动经济结构实现主动调整，经济运行态势与宏观经济政策期待，证明这个区间也是实现经济升级目标的“宜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