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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唯:把镜头对准边缘群体
价值中国推荐 2017-12-06 17:10 中国慈善家2017年第7期 解读此文 收藏此文

  张唯的电影无一例外聚焦于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张唯觉得,这和他的信仰有关

  撰文_谢舒

  张唯:电影导演  代表作《打工老板》、《喜禾》


  《喜禾》拍完三年之后,片中主角喜禾和妈妈田琳遇到的难题,现实中政府给出了回应。

  2017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案在全国正式施行。修订案提出,“残疾人教育应当提高教育质量,积极推进融合教育,优先采取普通教育方式。”

  这是电影《喜禾》中,田琳做梦都希望实现的事情。

  《喜禾》是导演张唯拍摄的一部关于自闭症儿童求学的电影。9岁自闭症孩子喜禾在妈妈的坚持下,努力想要回到普通学校上学,却受到其他家长的联合抵制。

  融合教育作为解决方案,片里片外都是自闭症家庭一直想要推动的事情,《喜禾》展现了这其中的无奈。在片尾,张唯设置了一个多方讨论的情景:造成喜禾被学校赶出来的局面,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起责任?是强硬的普通孩子家长,是最终向多数派妥协的学校,还是缺位的社会保障制度?

  如今政府终于拿出态度,《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案规定:保障残疾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禁止任何基于残疾的教育歧视。

  张唯不觉得自己的电影从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当时社会那个状态,我看到问题了,我拍了部电影,但是社会不断在进步,政府看到问题了,发现社会体制的问题,政府就颁布法律了。不是我影响它,是这个社会发展必然的结果。”

  《喜禾》的工作人员和张唯开起玩笑,“是时代赶上你了。”

  没有市场

  《喜禾》的故事是有社会原型的。

  2012年9月,一则新闻在网络传开,深圳一位自闭症儿童被19名家长联名“赶出”学校。新闻中的妈妈想让孩子在普通学校就读,和正常孩子一起成长,融入正常社会生活。在跟班试读两个月之后,班主任拿出班上19位家长的联名信表示,由于孩子的行为无法自律,难以遵守课堂纪律,已影响到其他孩子正常学习,要求孩子退学。

  校长的表态显得无奈:迫于家长和班主任的压力,学校实在没办法再接收这个孩子。

  张唯看到新闻,立即决定据此调整手中的剧本。

  彼时,他的手里已有一个关于自闭症的剧本。他想拍摄一部反应自闭症患儿上学难、生活难的电影,已经为此采访、准备了近两年时间,但是剧本围绕三个自闭症孩子的故事展开,而他一条故事线都不想放弃,创作陷入瓶颈。

  对于自闭症家庭所面临的问题,新闻中的故事具有一定代表性,妈妈坚持和命运抗争的精神让张唯感到动人。他决定把整个新闻事件还原于电影中,再加上一些此前调研中采访得来的故事,“我就是想尽量还原它,让这部电影具有真实性、合理性,然后在技术上体现作品的戏剧性。”

  在《喜禾》拍摄之前,每一位主演都与深圳元平特校以及紫飞语特殊儿童康复中心的师生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张唯希望他们能真实感受这个群体的生活,以确保表演贴近事实。

  现实题材、没有明星、非大制作,张唯明白这样的电影不会有市场,他只希望能够在小部分人中引起共鸣,给社会带来一些思考。

  这样的电影往往在电影节上很受欢迎,《喜禾》获得了美国纽约SR社会性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奖、印度班加罗尔国际电影节特别贡献奖。在意大利远东电影节,张唯回忆,“一千多人观看,结束之后现场响起三次掌声。”

  2017年6月7日,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为《喜禾》举办华东地区首映礼,场面让张唯感到意外,“省教育厅、市教育局领导,学校领导、党委书记,记者全来了,几千人一起看,我们平时哪有这么大的场面?”和意大利电影节不同,这一次的现场,张唯说,观众更有共鸣,“因为他们就是专门做特殊教育的,从眼神里可以看到他们在哭,很多人热泪盈眶。”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还为此举办了一场“关注残障人群”主题研讨活动,作家毕飞宇在嘉宾之列。毕飞宇关注残疾人特殊群体,曾经写过一部反映盲人工作和生活状态的小说《推拿》,获得茅盾文学奖。有感于《喜禾》展现出的社会现实,毕飞宇说,“我渴望这部电影能够到社会上公映,让更多人看到,我这个愿望特别强烈。”

  《喜禾》已经拿到龙标(电影公映许可证),张唯对票房不敢做太多期待。如果有票房收入,他打算捐给自闭症孩子做福利,“这个故事本身来源于这个群体,如果可以帮着做些事情,这是一个循环。”

  

  不定调子

  曾经有外媒说,如果想要了解中国的现状,可以去看看张唯的电影。

  “真实”“合理”是张唯给自己电影贴的标签,他的作品都取材于现实,并且建立在长时间的采访调研基础之上。

  《打工老板》是张唯的代表作。民营玩具厂老板林大林在玩具厂纷纷倒闭的行业背景下,试图以外企“唯爱乐”的订单扭转经营困境,“唯爱乐”借机压价,加上原材料涨价、工人劳动力成本增加、记者卧底等一系列事件的压力,工厂最终倒闭,林大林走投无路。

  《打工老板》的故事源头是富士康跳楼事件。张唯当时正在深圳,被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震撼,他决定研究背后的原因,以此拍一部电影。在收集富士康事件资料期间,东莞一位老板因经营不善付不出供应商货款和工人工资,自杀身亡。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张唯开始思考,在“中国制造”的大旗下,到底是谁剥削了谁,谁养活了谁?

    为了尽可能平衡各方关系,张唯设定了老板、工人、卧底记者、外商多个视角,和编剧走访了广东数十家工厂、行业协会,甚至采访了当年富士康事件的卧底记者,力求把故事做得合理。剧本几易其稿,前后8名编剧参与创作。张唯借林大林之口提出让人深思的问题:是谁撑起了“中国制造”的大旗?“中国制造”还能走多远?

    电影在蒙特利尔上映时,有华人老板走过来抱住林大林扮演者姚安濂哭着说,“你演的就是我。”姚安濂凭此角获得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

    但也有部分西方媒体质疑该片将中国制造业的困境“归咎于西方资本的压榨”,这是张唯不愿意看到的解读,“我不是针对美国,更不是针对美国人,我说的是处于经济链条上游的跨国企业。”张唯解释,造成中国代加工业困境的因素很多元,中国的企业只能接到很低的价钱来做,也是真实的情况,“我希望全世界的观众有这样的勇气来面对这个现状。”

    张唯坦陈,自己受西方政论片风格影响很大,不会在作品中设置价值判断和引导,只会尽可能把事情真相还原,“政论片都是揭露社会黑暗、社会体制的问题,但是他们都不定调子,不做评判,好坏全由观众来评判。”

    张唯也多次拿桑德尔作比。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的《公正》一书讲述了很多道德悖论:刹车失灵的列车开到岔路口,一边路上是五个人,一边路上是一个人,你该怎么选?失联的小船漂泊在大海,如果必须杀死一个人作为食物让剩下几个人活命,是否可以这么做?桑德尔并没有给出所谓的正确答案。“他是教授,面对几千人听课,他都没有定论,只是提出好多问题,让你自己想,自己找合理的理由。”

    张唯说,这是他崇尚的做电影的态度。

    “我只是一个导演,我这只是一部电影。”张唯以此回应别人对其电影背后深意的揣测。

    别太功利

    张唯曾经也是一位老板。他很早去深圳创业,制作可视对讲门铃系统,完成了财富积累。

    他喜欢电影,2000年开始涉足电影投资,后来干脆卖掉公司,系统学习电影。从2006年至2010年,他先后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文学系进修班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文化学及电影学专业进修班学习,从此走上电影导演的道路。

    张唯身上依然有老板的痕迹,他把日子过得讲究。在他北京别墅的后院,有人替他种植有机蔬菜,饲养各种家禽。他用一面长长的墙做酒窖,几十个柜子放满各种酒。

    对于过去“做老板”的日子,张唯不愿多提,他更喜欢自己读书人和导演的身份。他爱跟人聊一些有深度的东西,把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宗教学相关理论常挂嘴边,他以此作为自己电影的基础,“用社会学视角去看待题材,用人类学精神来挖掘题材。”

    张唯的工作室在别墅二楼。几面整墙书架搁满了书,碟和报纸随处可见。除了看书看碟,他喜欢看报纸上的深度报道和社论,“这些都是我的故事来源。”

    除了《打工老板》和《喜禾》,张唯完成的电影还有《北京草原》《一个人的皮影戏》《天籁梦想》。《北京草原》讲述一个非洲男孩在北京发展事业,努力想要融入北京生活的故事;《一个人的皮影戏》反映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没落;《天籁梦想》讲述的是四个西藏盲童从珠穆朗玛峰山脚出发,历经艰险去上电视节目的故事。新近拍摄的《肋骨》正在制作后期,反映的是LGBT群体在国内的生存困境。

    这些电影无一例外聚焦于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张唯觉得,这和他的宗教信仰有一定关系,“我们家是六代基督徒,其实信仰说穿了就是人文关怀,关注别人,爱护别人。”

    张唯的电影没有投资人,他自己既做导演又做制片人。他的经济来源是他所从事的投资和收藏。他明白自己电影的题材和风格注定没有市场和票房,目前已经完成的几部电影“全都亏损,成本最多收回来四分之一”。

    他也曾想过通过发行和宣传的渠道,为自己的电影打开更大的市场,但是和几家发行公司合作之后,他发现“要跟着跑(宣传),很累,还要我自己掏钱”。他曾经为一部电影掏过100多万,在深圳做了10天宣传,最后“搞得乱七八糟”。

    张唯决定不再想发行的事,“有那时间和钱还不如多拍两部作品。”他告诉自己不要太功利,只要能够让一部分人思考,就说明电影是好的。他相信好的东西总会被人发现。
责任编辑: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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