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来，徐永光在体制内外的游走，看似眼花缭乱，实质上都是在不同位置、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操练公益志业中的商业力量。他在经历上的载浮载沉，也都与市场化进程、商业进化史大有关联，将本书视作徐永光经历的学术版，未尝不可

　　花了两个半天读完了这本书，像是从作者给定的角度，看了一遍社会这条巨流河的来历与走势。有很多感受，大多由书中所述激发出来，然后像火花一样，溅落到日夜喧哗的社会舆论中—那是个巨大的黑洞，好在这本书的思想可以挽回那些无意义的沉没。

　　中国当代公益历史并不长，三十年左右，徐永光全部经历一番，体制内外、公益左右、慈善上下，可谓里外跨界的第一人。但在这么多年的历练当中，当他选择社会企业提纲挈领，完整阐释他对公益中国、商业社会的深沉理解时，他站到了历史的高处。

　　公益界产生的著作很少，多是经验汇编，徐永光这本书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它在体例上超越了同侪著作，围绕社会企业建构了完整的论述，以此为纲，系统性地论述了中国的现实。所以，这不是一本公益小书，而是一本社会学著作，一本有关社会的大书。

　　01

　　这本书的书名很有意思，它依据社会影响力划定一条横轴，公益在左边，商业在右边。这番设定也是大有深意，因为国家力量在左首，市场立场居右位。公益向右，就是向着市场化趋近；商业向左，就是迎向公益发展。它们的平衡位置，就是社会企业的站位。

　　看见一些访谈就此从意识形态入手剖析本书，窃以为不甚完全。确实，徐永光是以左右之说开局立字，但整本书的内容是超越左右的——公益的改革开放是松绑，是观念的迭代，是思想的建设。这些不是意识形态所能涵盖的。徐永光不惧左右之争，开辟新篇的自信也在这里。

　　徐永光透过本书，将社会企业的里里外外讲了个通透。而我想的是，在现在这么个情势下，人们的建设心态远远逊色于冷漠心理，除了BAT公司，对企业的兴趣也很寡淡。既要讲解社会，又要教授企业，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吗？

　　我想，也许人们对社会企业不甚清楚，对社会营造不感兴趣，但这些不关心恰恰是本书给予澄清的、阐释的、建构的。换言之，这本书并不是要指出一个超脱所有人经验的“社会”，而是要证明在社会中间，仍然有广阔的建设空间可用可期待。

　　社会企业不是一个远离人群的东西，它恰恰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里无论左右，这里说的是上下的共识，上下一起的建造。而我们每个人，可以离群索居，但无一不在社会问题当中。所以，这本书不是枯燥的说教，其实事关社会中人的命运。

　　比如它讲述养老的社会企业，如何发心起愿按照市场规律成立公司，按照商业逻辑推演推广，养老型社会企业就此与家庭、个人勾连到一起。读者也许觉得社会企业事不关己，但养老的选择始终在前方等待。

　　徐永光还列举了一位商人想要成立长途货车司机协会，请教于他，徐建议用社会企业的方式来运作。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底层人民的“新东方”，则是另一个反例，它因为社会压力，选择不做社会企业，活力受损。商业的力量被意识形态压制，社会使命也就岌岌可危。

　　将社会企业运行在社会之上的所有注意点讲清楚，讲道讲到了人心、家庭与个人的命运这个层面上，徐永光算是做到了。所以，但凡有一点社会问题意识的，其实都可以是本书的读者。讲公益似乎遥远，讲企业似乎生疏，但社会企业所指向的人的命题，岂非关系各人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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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也许要讲一下本书的写作初衷。徐永光发现，当他讲解社会企业的时候，媒体是不懂的，记者是无知的，而更多号称同行同侪的理解也是参差不齐。他将这个情况归结为自己的原因，但更大的原因可能在于：一个不关心前途命运的社会，如何有耐心听得进社会营造的话？

　　所以，徐永光著作此书，很有一点“自我问责”的意思。这当然是谦虚交织幽默。我们知道，纵览徐永光三十年的职业生涯，因为观念提前打开、思路弯道超车、做法大胆超前，早就屡受不理解的压力，也早就被时间证实他的做法是遥遥领先的志业。

　　当年因为在“希望工程”的资金发展上，使用了其时颇为先进的金融操作，一度让徐永光深受体制与社会责难。多少年后，当徐永光有机会对论当事媒体记者时，又被叫停。当年具体操作原则早已进化为洋洋大观的社会企业，徐永光借着本书，终于可以亮明心迹。

　　这是理解本书的一条线索。二三十年来，徐永光在体制内外的游走，看似眼花缭乱，实质上都是在不同位置、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操练公益志业中的商业力量。他在经历上的载浮载沉，也都与市场化进程、商业进化史大有关联，将本书视作徐永光经历的学术版，未尝不可。

　　可以说，在社会企业降临中国之前，徐永光就已经洞察了商业手法与市场规律推动公益社会所具备的强大潜力。他的每一段职业生涯都在研究商业为公益所用，都在寻求公益向右的法门，都在力推商业向左的诸多可能，终于在社会企业的理论创建上厚积薄发。

　　03

　　徐永光是温州人，温商是中国商业版图中一支无法被忽略的力量，此处商业的平民性特点更是了得，它并不忌惮以各个层次的商业力量扩展版图，甚至在国家力量面前依旧保有独立的个性，徐永光的商业研究正合此道。

　　　　毋庸讳言，徐永光在其职业过程中，无论是在体制内部，还是在社会领域，都不忌讳商业试验给公益、社会带来的冲击力。他对这种商业前瞻性引发的后果，有清醒的认识，该承担承担，绝不回避。这本书依然如此，“挑战”观念，“挑衅”群众的功架十足，不媚上不媚众。

　　　　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悲观是常态，乐观却少见。社会建设经历了七八年过山车般的高低谷，带给公益中人很广泛的沮丧感。那种依照某种宏大理想建设社会的设计变得局促，那种执着于一时一地的行动颇有迷惘，而徐永光凭借社会企业的论述走出了一条中间道路。

　　　　在社会建设上，始终有行政化的干预因素，因应需要或弱或强，由此成为影响公益建设的参照系。在这样的情势下，社会建设的基本单元也时有转换，一会儿是草根组织，一会儿是基金会，一会儿是被公益思想唤醒的个人主义。但这些力量的不足都在于轻商重公。

　　　　徐永光的不同在于，他谨守商业演变的此消彼长，趁势而为，松紧适宜。在公益暴涨时推动基础工作，在社会紧缩时抱紧商业本质。他在本书中对商业的基本态度值得一书，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心态：商业存在就是合理的，社会形态决定商业内容与形式。

　　　　正是在这个原则上，他提出一个极具挑衅性的观点，那就是社会企业也应该分红。多少年来，社会企业恪守了太多道德约束，在沉浸道德理想国的同时，愈发窒息。关键在哪里很清楚，徐永光替社会企业喊出了这一心声，不分红的社会企业永远是不健全的。

　　　　在这个原则之上，徐永光理出法律法规的合理范围，提供了建构社会企业依法分红的基本方针，那就是公益+公司的双引擎模式，既建立防火墙，也深挖蓄财池。如此一来，商业与市场的进入就有了合法合理的通道，不负如来不负卿，这套双轮驱动法，也是商业智慧。

　　　　所以，这么多年来，每当徐永光提出一个挑衅性观点的时候，他都不是轻率言之，而是要引导人们看见他深思熟虑的一系列实操设计。从希望工程到南都基金会，从体制内慈善操盘手到体制外社会影响力投资者，徐永光的角色担当越来越回归商业，回到市场本位。

　　　　回到本书点题的左右界限上，公益与商业的平衡点依照具体情况会有自由摆动的空间。社会企业的千姿百态正是建立在左右沟通的前提之上，这是徐永光执社会公益之牛耳，对左右政治光谱的含蓄解读。左则天下大同，右则大利天下，市场贯通，商业的灵魂运行其中。

　　　　最后，还是补上一点，我们从来都认为看透了公益，也看惯了商业，认为它们都是别人的事、成功者的事，自以为可以高高挂起。其实不尽然，本书在提高社会能见度上做了一些工作。人生、众生、民生，知世、经世、醒世，这就是本书的“三生三世”。商业不死就有希望。

　　　　（本文系媒体人宋志标为《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一书所作评论，有删减）

　　　　撰文/宋志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