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嘉伦
2016年下半年,伴随英国脱欧、比利时民众游行抗议TTIP、特朗普当选以及美国退出TTP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逆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的关键词。2017年7月初,欧盟和日本敲定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议,似乎又向世界发出了全球化的积极信号。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能忽视“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发展面临的压力与难题,更要理性分析面对,寻求变革时期中国金融开放的安全平稳发展路径
本轮“逆全球化”解读
20世纪80年代,伴随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全球经济进入了以美国/美元中心化、世界经济全面一体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这是一轮由美国主导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的全球化进程,贸易、资本、人口和技术在全世界实现了较高程度的整合发展,全球化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具体表现在:1980~2008年间,商品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从36%升至51%以上,全球平均关税率下降50%以上;国际直接投资(FDI)存量占全球GDP比重从不足6%大幅提高至31%;国际移民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由2.3%升至3.2%,规模超过2亿人;高新技术产业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由32.3%提升至42.5%。
“逆全球化”的产生
随着全球化全面深化和高速推进,全球经济逐渐出现了不平等、不公平及增长动能缺失等问题。技术进步带来就业的相对减少,资本和劳动间收益差距不断扩大,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带来巨大风险,“逆全球化”的社会思潮也逐渐孕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逆全球化思潮逐渐升温,贸易增速显著下滑,关税税率开始提升;新兴市场净资本流入大幅减少。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开始在贸易、投资和移民等议题中做出偏保守的政策调整,2016年6月,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9月,比利时民众游行抗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11月,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此类“黑天鹅”事件频发,凸显了全球化进程的困境,“逆全球化”成为当下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干扰因素。
“逆全球化”的表现与特点
“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在多个方面都有所表现。从政治层面上看,部分国家国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日益抬头,国际政策倾向孤立主义、保护主义;从经济层面上看,资源出现了“逆向”流动,工业能力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回流,资本从新兴市场向发达国家流动;经贸发展动力不足,贸易增长失速,投资复苏乏力;从政策层面上看,多边贸易协定(TPP、TTIP)的推进面临较大障碍,全球贸易自由化进入放缓时期。
其实,“逆全球化”始终根植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由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共同博弈驱动,此次的“逆全球化”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时期,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干扰因素,美国和西方国家表现尤为明显;第二,社会分化、收入分配以及就业机会的流失等国内问题是西方国家“逆全球化”主张的症结所在,并将此外化为贸易保护主义来寻求自我保护;第三,相较而言,贸易方面的“逆全球化”表现最为明显,资本次之,技术和人口流动情况表现相对较弱。
总体来看,当下所谓“逆全球化”主要是发生在欧美国家,带有地域性、阶段性的现象,随着欧美国家内部问题的逐步化解,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基调。但不可忽视的是,如果源发于欧美的“逆全球化”主张形成示范效应,从贸易领域不断向资本等其他领域蔓延,这种“逆全球化”短期内将对世界经济发展形成严重干扰。
“逆全球化”下中国金融开放的安全挑战
作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金融开放伴随国内实体经济的开放和制度的变革逐步深化。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原则,金融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各方面都遭受到了“逆全球化”的影响,金融开放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资本外流加大实体经济的融资难度
资本流动是金融开放直接表现之一。2001年以来,中国跨境资金(银行代客涉外收支数据)呈现净流入态势,且流动规模不断扩大,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总额由2001年的437亿美元升至2007年的4986亿美元;2013年之后,跨境资金不断流出且有逐渐加速的态势,2015年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达5142亿美元,过去半年流出速度减缓但仍呈逆差态势。
随着金融开放推进,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由1981年的3.8%提高到1996年的11.8%,随后基本保持在7%左右,成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仅次于企业自筹资金和国内贷款的第三大资金来源,有效拓宽了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2008年以后,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出现快速下滑,目前仅达0.49%。“逆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外流压力增大了中国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度,给实体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