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微信的使用已经超出了亲密关系互动交往的层面，纯粹地评价微信社交的“有用”和“无用”不客观，人们有必要认识到，社交社会化的媒体只是帮助媒体使用者和这个世界建立了某种联系。

　　文｜鞠春彦

　　微信自推出以来，正如其产品定位宣称的那样，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经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它的使用者。用户手机中的微信联系人从最初的亲人、朋友、同事，扩展到仅有一面之缘的所谓“好友”，一些商家销售人员甚至快递小哥也加入了其中。随着微信朋友圈数量的扩大、信息量的增加，人们在微信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而微信好友互动的频度却出现一定的降低。微信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给一些人带来了困扰和焦虑，有人有了想戒除微信的想法但又欲罢不能。于是，腾讯拟新增将“不常联系的朋友”屏蔽或删除的功能，也有了微信成瘾者体验“社交斋戒”的试验。

　　在微信带来的诸多变化中，它对人们社会交往方式的影响最为突出。笔者认为，围绕微信产生的“社交无用论”是个伪命题。

　　首先，微信功能的不断升级对其社交价值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微信从最初的提供公众平台、朋友圈、消息推送等功能，到开放微信支付功能等，已经从一个“移动即时通讯软件”发展为“微信智慧生活”平台。目前微信朋友圈的生态是微信功能叠加的反映。虽然目前微信仍以媒体和社交功能为主，但千帆过后的世界已非昨日。科技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科技对人们生活的渗入无孔不入，但手段永远无法替代内容，微信终究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已。

　　其次，人不能离群索居，与群体进行交往是人的根本属性之一，社交不能以功利化的“用”作为衡量依据。微信突破了传统社交的某些界限，原本遥不可及的某个大佬成为微信好友后，你可以经常看到他的生活动态，又通过点赞等互动方式制造了似乎很熟的幻象，但是你在微信里认识谁真的不重要。点赞之交未必是良友的明证，不经常联系不互动也不见得就不是好朋友或者不够朋友。

　　再次，现代社交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信息的获得。高质量异质化的有效信息往往不是来自于亲朋老友类的强关系，而是那些长久没有来往的同学、前同事，或者只有数面之缘的人。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认为弱关系促成了信息在不同群体之间的流动。他在《弱关系的力量》中指出：“强关系的组成者相似度高，他们之间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弱关系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因此能够使信息流行起来。”哈佛心理学教授总结的“六度分隔”现象，也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当前，微信的使用已经超出了亲密关系互动交往的层面，兼具工作生活多重沟通的平台性质。所以，纯粹地评价微信社交的“有用”和“无用”不客观，“有用”性原则也不可以太短视太功利，要求及时回报的社交偏好不但不可取而且可能有害。实际上，社交社会化的媒体只是帮助媒体使用者和这个世界建立了某种联系。

　　在新科技时代，在纷繁复杂的信息社会中，人们要学会建立平衡的生活方式。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不要为服务我们的物质所奴役，这是必须警惕的。科技带来便利和迅捷的同时，也容易让人迷失。科技时代电子产品的设计越来越迎合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越来越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越来越能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嗜好，也越来越容易让人进入消费的陷阱。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很多是冗余无效的，它们碎片化的呈现消耗了我们太多的有效时间，从中抽身最为简单和有效、也最为重要的方法就是：明确自己的需求，调适好自己的心态，并做好时间管理。科技通过微信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科技平台让社交更加顺畅，但科技不能代劳社会交往中亲密关系的建立，社交不可以太功利。

　　（作者系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