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的本质特点不是善,钱是别人捐来的,钱从左手拿进来,再从右手递出去不是本事,重要的是要把这笔钱转化为更有效率和质量的服务
撰文_张玲 摄影_张旭
陶传进: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会最大的挑战是
提升专业性
《中国慈善家》:根据多年的观察研究,你觉得中国基金会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陶传进:基金会的发展代表了中国社会中一种独一无二的组织类型,它给了我们一个对社会发展更加乐观的理由。基金会最核心的本质里同时包含了三种成分:公民社会组织、共享价值、专业性。
说它是公民社会组织,因为它在组织内实行理事会制度和扁平化的组织运作,进行民主治理和民主决策,在外部则以独立法人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共享价值则体现在基金会关注人与人之间共同需要的那些成分,如爱、平等、接纳等,即使彼此的宗教信仰不同,仍然能相安无事、平等合作、同舟共济。
专业性则促使基金会进入到了社会治理的轨道,体现出了基金会必须遵循科学性的一面。基金会的本质特点不是善,钱是别人捐来的,钱从左手拿进来,再从右手递出去不是本事,重要的是要把这笔钱转化为更有效率和质量的服务。
《中国慈善家》:从你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以及相关论著中的观点,能感受到你对中国基金会发展前景的乐观。令你感到乐观的理由是什么?
陶传进:中国基金会发展的起点比较低,现在的发展速度也很难说高,但即便如此,我仍然非常乐观,因为基金会不断发展已经近乎于开足了马力,前景值得期待。
对于基金会问题的判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讨论事情的发展脉络,从中看到下一步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因而,再乐观都会看到问题,甚至是越能够把问题看清晰就越乐观;另一种则属于消极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上,对于现状并不满意,对于发展中的组织产生的是指责和不满。我们希望秉承前一种方式。
在这样的视角下,也的确能够看到当前基金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例如,总体来说,基金会的独立性还有待提高。基金会容易变成发起单位的二级机构,政府部门和企业发起成立的基金会以及高校基金会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需要独立运作。基金会与发起方可以目标一致、协同努力,但这是建立在二者各自能够发现问题、筹集资源、进行决策、实现目标的机制上的,二者之间不能是拥有关系。独立性可以使一家基金会拥有更多的活力和创新性,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性。
基金会的发展中另一个经常会被提及的问题是登记注册的门槛问题。门槛的确是存在的,但即便如此仍然值得乐观,因为当下基金会的成立已经不再存在实质性的屏障。不同的组织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时是登记注册部门的问题,有时则是申请者(未来的基金会)自己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当下基金会最大的任务或挑战是如何提升自己的专业性的问题,这与民主治理和慈善理念比起来,难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是想做一家资助型基金会,也需要有慧眼能够识别受助方的项目运作专业性。
《中国慈善家》:总的来看,基金会在专业性方面的挑战主要凸显在哪些方面?
陶传进:目前,基金会在专业性方面还有很多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在当下的时代,政府愿意拿出公共财政资金用于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但具有胜任能力的组织不是很多;政府也欢迎基金会参与政购服务,但参与者并不是很多。以社区基金会为例,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许多社区基金会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去做社区治理的推进事宜,如把大家组织起来进行议事协商、互助创业等。做这些事有很大的难度,即使有钱,能把钱花好也非常地难,需要公益组织一边做事一边学会做事情的手法,提升专业能力。
《中国慈善家》:说到高校基金会,你曾表示过,目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有效途径之一就在于高校教育基金会。高校基金会探索教育体制改革的资本或者优势是什么?在促进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做出了哪些尝试和努力?
陶传进: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目标通常与所在高校相一致,但运作机制却并不相同。高校本身遵循着资源、任务指令、人事任命、结果考核等方面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最极端表现是高校的行政化,其危害早已引发极大关注。高校基金会则不同,它的资金来自社会上的捐赠(校友最为常见),其使用原则来自于理事会的决策,使用途径取决于捐赠方的意愿或他们与基金会、受助方之间观点互动的结果;社会效果的监管权来自于捐款方、基金会的理事会等,效果的评价更多来自于专业化的第三方团队的评估,有时捐款方即时性的参与式的观察也很重要。这一切大都遵循着横向关系模式,而不再是自上而下或高高在上的方式。
现在,一些高校基金会已经切入到改革的脉络之中,他们只要解决了独立性的问题,很快就能走上这个轨道。比如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它是一个智库型的组织,上百人员是聘任的,没有人大的编制,但他们非常有活力,研究成果很显著,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政策、建议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