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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科:一位海归科学家的自我修养
价值中国推荐 2018-02-08 15:46 能源评论2017年第9期 解读此文 收藏此文

  文·本刊记者  苏慧婷

  “每代海归都有每代海归的责任。”作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副会长、国家特聘专家、全球知名的能源科学家,刘科对记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代海归也会像两弹一星的海归科学家们一样,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

  从海外著名跨国公司高管,发达国家工程院的外籍院士,到归国专家;从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回国供职国企,到创业有成的公司合伙人;从著名民间智库和海归精英组织的领导人,到大学的研究院院长和讲座教授;从潜心科研,到兼顾交流。一步步走来,刘科的道路越来越宽阔多彩。


  历练成才

  1992年,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化学工程博士毕业后,刘科凭借坚实的科研实力,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留学生中,最早进入全球第一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的科学家之一。

  “这种跨国公司的图书馆、数据库全部对员工开放”,他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回忆最初几年的工作与学习,是一种“急速进步”,也为他此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几年后,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TC)计划开发汽车燃料电池,因为与壳牌石油公司合作,亟需寻找一位熟悉跨国石油公司经验丰富的专家,于是聘请刘科代表公司出任系统工程总监。他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关,采用在汽车底部加装各种反应器的办法,把油箱里的汽油转化成氢气,通过燃料电池发电产生动力,以解决燃料电池汽车没有加氢站及氢气储存难题。历经三年,由UTC、壳牌及Nissan100多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努力下,花费5000多万美金经费开发的全球第一个车载汽油转化为氢气进而推动燃料电池汽车的装置投入运行,其性能全部达到甚至超过立项时设定的技术指标。作为那一年在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重大新闻,当时美国不少媒体对这一成果进行了报道,时任联邦参议员及总统候选人都到刘科的实验室观摩。

  基于对石油天然气转化以及煤化工行业和燃料电池行业需要的制氢问题的多年研究,他撰写了英文专著《H2 and Syngas Produc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ies(氢气和合成气生产及净化技术)》,被美国最大的出版社约翰威立(JonWiley)出版。

  成果有了,“但我发现燃料电池系统的成本降不下来——至少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想发展是很困难的”。在这一时刻,通用电气通过猎头找到了他。为了寻求突破,刘科再次跨界转向,加盟GE。在这期间,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领衔研制零污染的IGCC(IntegratedGasificationCombinedCycle)火电厂,即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整个工程由GE联合柏克德、杜克能源等大型工程公司建设,耗费五年时间,前前后后投入了28亿美元。

  刘科作为通用电气全球研发中心气化平台负责人及首席科学家(PrincipalScientisy),带领GE全球研发中心的团队,开发了一系列专利技术。这一IGCC电厂系统,后来被评价为自爱迪生创立一百多年以来,GE建设的最为复杂的一套系统。

  在美国20年的研究和实践中,刘科横跨了石油化工、氢能及燃料电池技术、煤气化及发电三大能源领域,并且获得了全美绿宝石特别科学奖,受到了国际同行的褒奖和认可。

  矢志报国

  “我是从事能源化工的,我无法对日益恶化的国内环境坐视不理!”虽然身居海外,但报效祖国的梦想时时牵动着刘科的心。

  一次回国出差,飞机刚落地,刘科就被北京连天的雾霾粉尘震惊了:“离开中国不过十几年,但蓝天白云似乎只在以往的记忆中才能寻见,真是太可悲了。”

  他还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地方因为过度开采煤炭,就近炼焦燃煤,天空中尘埃密度之大,导致那里的孩子们从出生后就从来没见过星星,对他们讲起满天繁星的夜空,就如同天方夜谭。

  “国力强大难道就一定要以环境污染为代价?中国可不可以再碧水蓝天?我又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环境问题的根在能源,在刘科的心里,作为“干这一行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义不容辞”的。

  2008年年底国家“千人计划”的推出,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家”打造了绿色通道。怀着让祖国“天更蓝水更清”的信念,刘科成为早期回国的“千人”专家,应邀加入了神华集团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NICE)出任副所长和首席技术官(CTO)。

  “成为能源界的贝尔实验室”,这是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对NICE提出的长远目标。这也是刘科回国的愿望,清洁能源战略自然是他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刘科看来,中国将近40亿吨的煤炭消费量,短期内远远不是天然气(全国年供应量相当于3亿吨标准煤的能量)以及其他清洁能源能够替代的:“不能片面强调大家不喜欢煤,因为现在还没有别的选择。”

  在发达国家,煤几乎全部在大电厂燃烧,而大电厂都有脱硫、脱硝、脱粉尘的装置。中国有近70万台中小锅炉,不可能在每台后面安装成本高昂的脱硫脱硝装置,直接散烧煤大约6亿吨,这部分直接燃烧排放的煤,是中国特殊的能源结构和国情的产物。如果大电厂的脱硫效率是99%,那么散烧一吨煤的污染是大型锅炉超净减排后的100倍左右,散烧6亿吨煤的排放就相当于600亿吨集中燃烧产生的污染。“整个欧洲每年的耗煤量只有大约5.8亿吨,我们仅散烧煤的排放就相当于整个欧洲一年煤炭排放的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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