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玲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7年10月刊

　　孙雪梅：“女童保护”项目主要发起人、负责人

　　4年前，海南省万宁某小学6名六年级小学生被校长性侵事件曝光时，孙雪梅在《京华时报》已做了1年社会新闻和2年时政新闻，跑过不少突发事件，也做过调查甚至暗访。

　　在接下来的20天里，全国各地又相继曝光了7起女童被性侵事件。“当时真的很愤怒”，孙雪梅回忆。如何保护女童防止性侵害，在全国形成防范机制？她每天和媒体同行们在QQ群、微信群里讨论。这一年的6月1日，她作为主要发起人，和全国各地100名女记者联合发起“女童保护”公益项目（注：该项目两年后升级为专项基金，设于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之下）。此时，距海南万宁事件曝光不到一个月。

　　“一开始的诱因确实因为愤怒，后来总有人问我，‘那么多人都看到了，为什么你冲出去了？’”

　　上小学时，孙雪梅曾亲眼看到女伴被他人以“过家家”为由猥亵，“那时候我觉得不好，但不知道怎么帮她。那场景太清晰了，现在都能完全想出来。”事后女伴没有告诉家长，事情就此无声无息地过去，但孙雪梅心里却一直过不去。

　　媒体人做公益有优势，除了公信力，“找各个领域专家是非常便捷的”。孙雪梅的手机里存了很多人的电话，《京华时报》的同事们都知道，要找谁谁谁的号码就去找她。此外，她做过社会调查，“有种专业感在里头”。

　　“女童保护”确定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条路线，一边做基层的教育普及，一边做顶层的政策推动和制度完善。

　　“为什么这么多年（女童保护）没推下去？因为缺乏专业的教案、专业的师资，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讲。”

　　做儿童防性侵教案时，“女童保护”团队咨询了很多心理学和儿童性教育等领域专家的意见，不断在试讲中发现问题调整内容，近半年的时间里反复修改40多次。

　　比如早期教案有一个重大的修订。防性侵知识有一个普遍误区，就是告诉孩子“一定要反抗”“高声喊”，但“女童保护”团队在分析诸多性侵案例后发现，在有的场景中，反抗和叫喊会导致施暴者恼羞成怒，或者惊慌失措，进而掐死、闷死孩子。因此，教案作出修订，提出遭遇性侵时分“人多和人少”两种情况，告诉孩子任何情形下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不要因为一时激烈反抗而丢掉性命。

　　有了教案，还需要专业的讲师。“怎样能让孩子明白什么是性侵？如何保护她们自己又不致对她们造成误导，这个度很难拿捏。”孙雪梅说，“孩子是一张白纸，你怎么讲，有可能会影响她们一辈子。”

　　为此，“女童保护”对讲师的要求非常高，百分制的考核必须90分以上才算合格，脱稿试讲之后才能给孩子上课。

　　在教案推广和讲师培训初期，孙雪梅怀孕了，妊娠反应强烈，每天要吐五六次，怀孕前四个月足足瘦了12斤。“那时候只有我一个讲师，我很着急，总是在赶时间，我想着这个事不能因为我怀孕就停下来，对不对？”有一次她打车去打工子弟学校给孩子们上课，培训新讲师，一下车就先吐，吐完接着上课。

　　为了推动儿童防性侵政策和法案的调整，女童保护团队每年两会期间都会发布儿童防性侵教育和性侵儿童案件的调研报告。2014年，女童保护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第一次召开，活动方案也是孙雪梅怀着孕用手机一字一句敲出来的。

　　“做这件事如果没有一点执念，真的很难。”在团队里，孙雪梅被公认为“超人”。2015年跳槽到凤凰网公益频道做主编后，工作量大了很多，她一边做公益，一边做媒体，忙得心力交瘁，不亦乐乎。“我确实是挺有毅力的一个人，蛮拼的。”她坦言。

　　有人问过她，什么时候去全职做公益。孙雪梅想过，“真舍不得，因为做公益和做媒体都是我喜欢的。” 她为此很感谢两个东家对自己做女童保护的支持，“要不然很难做下去”。

　　也不是没有过动摇。孩子出生后，孙雪梅产后发胖，母乳不够，有轻度产后忧郁，“很焦虑也很愧疚，又有执念觉得必须给孩子吃母乳。因为这个，哭了好多场。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干嘛，你现在都这样了，还做什么女童保护？”

　　一个父亲的哭泣和悔恨最终令她没有放弃。在凤凰卫视《公益中国》节目现场，她看到一个父亲痛哭流涕。13岁的女儿第一次向他发出求救信号时，父亲劈头盖脸骂了女儿一顿，“说你以为转学那么容易等等之类的话”，女儿后来在学校再次遭到老师性侵。

　　“当你看到的只是冷冰冰的数字时，可能不会有那么多感触，看到那种个案的时候，你会很受不了的。这个孩子没有人教过她，也没有人给家长传递过这方面的知识，就觉得这事必须做下去，不然其实不太安心的。”

　　8月中旬，四川宜宾12岁留守女童弃婴事件曝光，那个女孩的惊恐在孙雪梅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一个12岁的孩子，身边没有父母，她完全不知道怀孕是怎么回事，生了孩子她不懂，结果就扔掉了。你去设想那个场景，那个孩子那种恐慌，那种无助感，我想起来都会窒息。”

　　4年多时间做下来，“女童保护”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做出“中国第一份对外公开并受到广泛认可的儿童防性侵的教案”之外，与多方力量共同推动将施行了18年的嫖宿幼女罪废除，并纳入强奸罪重处。参与推动将儿童性侵受害者的民事诉讼时效延长，为遭遇性侵的儿童和家庭争取到更多的维权时间。

　　　　现在，女童保护在全国有150多个团队、10万多名志愿者、3500多名讲师，在全国28个省份开展儿童防性侵课程，覆盖儿童超过160万人，覆盖家长40多万人。

　　　　“我们没有办法得出一个数据，说因为我们做这个教育减少了多少案件的发生，但是通过我们的评估和回访，看到过成功的案例，上完课孩子跟家长说报警的，也有孩子遭遇性侵危险时逃脱了。”一些家长一开始顾虑“现在跟孩子讲这个会不会太过火”，听完之后满是感激，“说把他们一直想讲但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讲的内容讲清楚了。”

　　　　为了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女童保护团队跟地方的教育局、妇联等合作，培训当地教师。孙雪梅说：“本地的教师团队能迭代地教，只有这样才能真的实现本地化和常态化。”

　　　　2016年，江苏徐州把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了教师的绩效考核；江苏淮安把女童保护工作写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出钱推动建立了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中心。

　　　　《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当天，“女童保护”在湖南常德的教师培训启动。之前一周，湖北荆门的培训也已启动。“绝大多数都是对方联系我们，这个需求特别旺盛。”孙雪梅说。

　　　　最开始时，孙雪梅想着努力三五年，推动教育部把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后，自己就可以放手了，“结果越做，越往里深挖，你就会越发现，需要做的事情越多。”她说，“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老了还在做这个事情。”

　　　　未来，除了继续推进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孙雪梅还希望，保护儿童防性侵的法律法规体系能更加完善，比如要专门设立“性侵儿童罪”，更加细化处罚措施，完善事后救济等措施。

　　　　“有些案例看起来对孩子的身体伤害不大，但是对其心理上的伤害难以估量，但心理辅导的费用却可能没办法获得。” 孙雪梅说，“未来如果涉及到性侵儿童案件中的民事赔偿，建议设定额定的最低赔偿标准，使得受到性侵害的儿童能接受心理治疗，尽快回归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