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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目的
价值中国推荐 2018-04-03 15:54 英大金融2017年第11期 解读此文 收藏此文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无论是家庭、机构还是政府,在普惠金融活动中都面临着全新的场景,这实际上是能力建设的课题。

  文  |  贝多广

  普惠金融事业正在祖国大地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数字普惠金融领域更是异彩纷呈。中国人的新型支付手段让全球人士大跌眼镜。数字化理财、网络保险以及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征信产品尽管引发诸多议论,但其强大生命力以及独特价值已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可。因此说,数字技术为普惠金融插上了翅膀。


  为普惠金融赋能

  金融产业中,需求方和供给方都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从需求方来说,金融机构聚拢更多的用户、资金和风险,通过直接和间接网络效应,就可以使资源合理配置、流动性、风险控制、收益稳定性更容易实现。从供给方来说,网点设置、专业技能和知识积累、设备和网络购置与维护等固定成本投入是必需的,随着金融服务规模的扩张,单笔业务的成本也能随之降低。金融行业的这一规律解释了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的经济合理性,也给出了全球性普惠金融发展难题存在的理由。

  金融科技发展的热潮,把人们的注意力前所未有地吸引到了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这些新兴的数字技术上来,引发了人们对未来金融业变革的无限遐想,同时已经和即将发生的金融变革也为普惠金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持续的市场化解决方案。

  数字通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在金融中的应用克服了物理网点覆盖有限的障碍,大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触达性,使大量边远、弱势群体接入了金融网络。空间阻隔、“皮鞋成本”一度是局限金融可服务范围的重要原因,如今随处可达的无线信号和万物皆联的互联网络的存在,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支付转账、买卖证券和投资理财。这些基础性的通讯技术把更多的个体容纳进金融网络中,也使原有金融用户得到更丰富、多样的金融服务。

  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应用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固定成本投入,提高了其预测、识别和处理风险的能力,同时为解决金融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手段。近几年来, P2P网络借贷、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以及网上小额贷款等,均是基于这两项技术提供的模型和基础设施才得以发展起来的。这些融资服务的对象都是传统金融机构难以提供服务的群体。

  人工智能人性化的、智能化的服务替代人工,在降低个性化服务成本的同时,减少了人工的客观或主观性误差。私人银行、定制化解决方案、投资顾问等业务在传统金融机构中都是专门面向高净值客户的、由专家提供的服务。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使机器替代专家,由模型和机器的自主学习替代人的智力,实现批量化、快速化的个性化服务。人工智能的高度发展,将有助消除高净值用户和低净值用户、大企业和小企业间的金融歧视现象。

  区块链技术与去中心化的金融服务将充分地使金融消费者主权得到尊重和保护。目前为止的金融体系是高度中心化、权威化的结构,货币的发行由中央银行控制,证券的交易由统一的交易所进行撮合、认证和管理,所有的金融信息存储、确认和变动由官方认可的机构来进行,正是这种中心化的结构导致了金融欺诈、内幕交易以及不公正不透明的交易秩序。而区块链技术将所有交易行为记录在不可篡改的公共网络上,金融产品的生成、定价、交换和确权均在公共的规则下进行,没有任何主体拥有信息或权力上的优势,这为金融领域最重要的资产——“信任”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技术带来新课题

  数字技术带来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具有普惠效应,但也造成了新的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带来的地域差别,征信缺失导致的评估不足,由于优质资金来源缺乏及运营成本高导致的资金价格居高,农村地区农民对新概念和新模式认知度不高导致的营销难题,缺少电脑、手机或者互联网未覆盖导致的工具匮乏,以及对互联网金融不了解、不信任或不愿意使用导致的自我局限。

  金融只是手段,能力才是目的。从事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各类机构,不管是持牌的金融机构还是虽非持牌但却实实在在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都有一个能力建设的问题。若这些机构自身能力平平,秉持病态的公司治理和模糊的战略定位,我们很难预期它们能够有效推进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再进一步,提供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以及执行金融监管职能的各级政府机关和监管机构也有能力建设的问题。甚至从国家层面看,普惠金融发展战略的制订、实施、评估以及协调,都牵扯到大量与能力相关的因素。在为中小微弱服务的过程中,监管机构如何针对细分市场作出细分的监管安排,则是更大的挑战。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无论是家庭、机构还是政府,都面临着全新的场景,这实际上亦是能力建设的课题。

  对于政府而言,有必要改善自身金融能力,在建设健康的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加强监管、提升居民金融能力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首先,应建立健全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的相关法律法规框架,为数字技术的金融普惠效应发挥提供法律和政策保障。该框架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准入的门槛,并明确其在资本和流动性上的具体要求,规范各市场主体的行为,以保障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二是该框架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能够为金融技术和产品的不断创新提供政策和法律保障,也应允许创新型的产品和服务模式能够在发展的早期拥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三是该框架应能为各个市场参与主体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并平衡好金融风险和监管合规成本。

    其次,应健全数字技术应用的行业的监管体系。目前我国对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的监管体系仍然延续分业监管的模式,但其特性已经超越了地域和行业的局限,监管难度也随之加大。因此政府可以考虑在现行的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下建立一个专门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来总体负责对互联网金融各个行业的监管。同时,需要注重提升金融监管者的能力,通过培训等方式加强监管机构对数字技术相关知识的学习,增强他们利用互联网技术改进监管的能力和流程。同时还可以制定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引导中、西部地区通过互联网金融等新的金融模式发展普惠金融来实现弯道超车,缓解地域歧视对数字技术的普惠效应的抑制。

    最后,加大对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知识教育。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互联网覆盖、互联网电子设备及电商平台。要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的金融普惠效应,政府应加强在广大农村贫困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率及传输效率,为数字普惠金融在这些地区的推进提供基本条件。通过为农村贫困地区群众购买和使用手机、电脑等互联网设备提供一定的补贴,提高具备互联网功能的电子设备的普及率。同时政府应加大对于金融教育投入,特别是应提高广大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受教育水平,并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金融素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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