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他祖上是中国人，现在是韩国人；或者说祖上是汉族，现在是朝鲜族。他的这种转变又是什么来定义的呢？”

　　　　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曾说：“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名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从事了35年文化外交工作的车兆和对于文化的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其实，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文化，是文化真正区分出了民族与人种的不同。”

　　　　“在文化交流当中，首先就是‘文化自信’，没有自信，最后就会被别的文化所同化。”车兆和对于我国一段时期内曾出现的“文化自卑”现象深恶痛绝，“我国是拥有着优秀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国，然而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文化不了解，不学习，毫无底线和原则地盲目崇拜、吹捧西方的文化，这不叫虚心，也并非包容，而是赤裸裸的下跪。”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是积贫积弱的国家，当时的人们被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所威慑，很多人就认为我们的文化不如西方，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今天。然而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物质资源的极大丰富，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文化不仅不是落后的，反而有着极大的优势。“我们应当自信，更应当把中华文化的精髓传播给世界更多的人们，让我们祖先留下的杰出智慧、丰富的文化传递给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人。”

　　　　“我在韩国工作时，正是‘韩流’在中国日渐式微之时。韩国政府和文化界正为此事着急，韩国媒体和政府文化工作者，多次采访我对‘韩流’的看法，他们总问我如何让‘韩流’在中国保持经久不衰之势。”

　　　　车兆和对此不以为然，他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及各种场合讲话时，反复表述：“作为中国驻韩使馆文化参赞和首尔中国文化院院长，我肩负两个重任，即弘扬中华文化和引进优秀的韩国文化。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单向不是交流，而是输出或输入；输出过多或输入过大的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本国或对方国民都会产生逆反心理。”

　　　　“只有双向交流，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车兆和肯定地说。

　　　　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走破脚皮

　　　　“作为一名文化外交官，首先要懂外交，要了解外交政策，善用政策谋略，会交涉，能办事；其次要有文化，要有较深的文化底蕴、较丰富的专业知识，有相当的文化修养；第三要学会把外交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拿在手中、干起来、管起来。这应成为我们对文化外交官的基本要求……”这是文化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蔡武总结的。

　　　　一直以来，车兆和就是按照这样的自我要求去工作的。“如果文化外交官既不懂文化，又不懂外交，最后只剩下个‘官’字，这不就是个‘小官僚’吗？世人最痛恨不学无术的‘小官僚’，他们可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自己决然不做！”

　　　　对于外交，在车兆和看来，是充满技巧的，不能一味地强横，也不能一味地妥协。“晚清的外交思维就是妥协、绥靖、避让，这是当时的国力所决定的。”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步强大，“我们的外交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既要包容世界，求同存异；也要影响世界，把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去年9月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去世了，车兆和向记者回忆起了他曾与佩雷斯交往的一段趣事，那时的车兆和还是一名外交战线的年轻人。

　　　　1995年，车兆和被派往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工作。次年，我国驻以色列大使王昌义宴请刚刚卸任的以色列总理佩雷斯，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佩雷斯。“我们原以为佩雷斯会穿正装来赴宴，因此我们都穿西装打领带，衣冠楚楚的。”

　　　　没想到“老佩”出现时上下身穿的是不同颜色的服装，还没有打领带。“他进来时，我们都很紧张，王大使是讲法语的。他不先开口，别人也不好说话。”因此，当时在场的人员尴尬地站立数秒钟，不知说什么好。

　　　　车兆和当时站得靠前，为了打破尴尬，他走上前去，靠近佩雷斯的耳边说了句“悄悄话”。佩雷斯哈哈大笑，然后也凑近他耳边嘀咕了几句，车兆和也会意地笑了。站在前面的王昌义大使笑着问他们在嘀咕什么。

　　　　车兆和当时说的是：“总理先生，您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帅气得多！”大使又问佩雷斯说了什么。车兆和没有直接回答，他面对佩雷斯说：“王大使问您和我说了什么。”

　　　　佩雷斯说，“你若是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就好啦！”这话逗得全场人哈哈大笑。那个晚上，整个宴会气氛活跃，轻松愉快，大家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题似的。

　　　　“在外行人眼里，外交是项很风光的工作，其实不全是。风光、热闹、体面、尊严只反映了事务的一面，其后面还有艰辛、隐忍、委屈、寂寞和孤独。”

　　　　2002年，车兆和被派往南非，是中国驻南非使馆首任文化参赞。时任中国驻南非大使刘贵今说，“在非洲工作，就要发扬‘三皮精神’，要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要知难而上地开展工作！”车兆和说起在南非的经历，虽然充满艰辛，但却令他很是怀念，“我们在工作实践中还增加‘一皮’，即‘走破脚皮’。我们走遍了南非的各个城市，有些地方治安极差，致使我们的汽车被砸、手提包被偷、被抢等。

　　　　“文化外交还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学而不厌是其基本要求。” 在南非常驻期间，车兆和的大部分周末和节假日都是在淘书、看书、译书中度过的。他曾拜南非作家大会主席奥利芳特为师，在其指导下搜集、研习、翻译南非名家的文学作品；还曾两次拜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莫，并当面请教。在两位文学大师指导下，他完成了《红宝石——南非短篇小说精粹》的翻译工作。小标题：把坚持传递给年轻人们“多年来，我们的文化外交工作有种倾向，即追求‘大’，文化交流项目似乎成了越大越好，过分追求‘大制作’、‘大手笔’，但往往达不到‘大影响’。”

　　　　几年前，在国内盛行以某一艺术形式命名的“年”文化系列活动：国际交响乐年、国际歌剧舞剧年、国际美术年等；以“中国文化某国行”命名的系列活动：中国文化美国行、非洲行等。在车兆和看来，这些文化活动有时会只追求“大”，而忽略了“小”。这种现象导致我们对艺术家、学者、小型艺术团组之间的交流等基础性工作重视得不够，在经济投入方面相对也很少。

　　　　车兆和表示，举办大型活动的经费投入是惊人的，一场开幕式演出费用少则百万，多则千万。“举办耗资如此巨大的文化活动是否值得？是否能达到效果？”车兆和说在文化外交领域其实大家也都有共识，那就是“文化的传播交流是润物细无声的。”可是大型的活动却有增无减。

　　　　“庄稼需要‘暴风骤雨’也需要‘和风细雨’。这两者都需要，但是基础性、长期性的文化交流活动更具长远效果，切不可因其缺乏轰动性就因噎废食，也不能盲目求大，对于活动细节敷衍了事。”

　　　　还是在以色列，车兆和就曾被以色列人对于艺术的严谨所感动。1996年6月，他收到国内指示：于8月间在埃及举办“中国艺术展览”后，即在以色列举办同一展览。按照国内要求，车兆和带着展览介绍、作品小样，立刻联系场地，最后锁定特拉维夫艺术馆。然而，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却以“筹备时间太短，难以承办”为由，予以婉拒。

　　　　车兆和并不甘心，邀请了特拉维夫文化局长和特拉维夫市政委员（相当于我国市委宣传部长）一同前往博物馆沟通。然而面对着政府官员的施压，博物馆馆长坚持己见：“恕我直言。一，看不出这个展览的主题是什么；二，展览前言只是一份广告；再说了，筹备时间太短，只有两个月时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时的气氛很尴尬，那位馆长最后说：‘这样吧，展览可以在两年后举办，我做策展人。’”就这样，他们三个人扫兴而归。回到使馆，车兆和反复翻看展品小样和展览前言。“我越看越生气，气的不是那位馆长，而是我们的策展人水平如此低劣。的的确确，展览的照片就是大杂烩，其内容与主题关联很小。这样的展览就算真的展出了，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从此车兆和无论到哪一国家工作都会坚持自己的理念，尽自己全力去推动基础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并要求自己对每一个项目都认真做到极致。

　　　　车兆和退休前工作的最后一站是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源于他工作一直以来的坚持，2015年8月24日，为表彰他对中国与南加州文化交流与合作所做出的贡献，美国加州艺术委员会主任格雷格·瓦岑向其颁发“杰出证书”。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自己，它也属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中国文化部和一切为中美文化交流而努力工作的人。”车兆和希望自己的这份坚持可以传递给文化外交领域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