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廷枢、徐润二人虽是大股东，但官商合办体制下商股言轻，他们在有限的自主空间上为招商局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文 | 吴福明
数年前，有人出价百万收购一张1872年发行的清代老股票，这是张什么样的股票呢？
为了解决糟粮运输问题，同时打破外商对中国内河航运的垄断。李鸿章等洋务派决定招股创办一家新式轮船企业。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与电报的应用，东西方贸易的新时代来临，创办新式轮运业迫在眉睫。
派谁来筹办呢？李鸿章最初选择了在航运界颇有影响的沙船主朱其昂。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转呈了朱其昂等拟定的《招商局条规》与《试办招商轮船折》，3天后，清廷批准招商局成立。1873年1月17日，招商局正式开局营业。
为鼓励大家认购新公司股份，李鸿章自己先掏腰包入股5万两。然而，轮船招商局招股过程异常艰辛。三个创办人中途“跑”了两个，留下朱其昂苦撑。先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以“洋商嫉妒”为借口，不肯入局。后来另一创办人李振玉也以“众论不恰”为由退出。
朱其昂虽拥有巨额资金和丰富经验，但对兴办新式轮船企业并不在行，招股工作没有进展，沙船商人并不买账。连他自己在内，在沙船界只招到2万两。半年过去，实际只招到10万两。李鸿章只得拿官银19万两借给招商局，新公司开业一年，帐面亏损达4.2万两。
李鸿章设法把著名的买办商人唐廷枢从怡和洋行“挖”来，委以招商局总办的重任，又派自己的亲信幕僚盛宣怀为“监督”。唐向李鸿章推荐了粤籍香山同乡、在航运业上有大量投资，先后附股旗昌、公正轮船公司的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徐被任命为会办。唐、徐二人成为招商局管理层的核心。
1873年6月，唐廷枢走马上任，招股成为头等大事。他主持制定了新的《局规》与《章程》，在集股方式、股本总额、商董推选、股东权利、股票发行与转让、余利分配等方面均较之前的版本更规范与完整，《章程》规定总局与分局由股份较大者充任，将“股份较大之人公举入局，作为商董，协同办理”，《局规》强调商办性质，规定商董在局中享有较多权利，股东可在账目公开后“随时到局查阅”。
在唐的努力下，招股工作取得突破，他本人投资在8万两以上。他还把原来附入怡和洋行的南浔号轮船“随带入局经营”。其他洋行买办刘绍宗、陈树棠在唐的游说下也随之“跟投”，其中，陈树棠投资达10万两。
徐润更是出手不凡：他自己附股4800股，合计480000两，游说亲友与同僚入股不下五六十万两。两者入股资金在100万有余。超过其时招商局总股本的50%，为标准的“控股股东”。
在唐、徐的影响下，招商局入股者踊跃。1874年招股47.6万两，1881年招足100万两。1882年，唐廷枢决定添招新股100万两，凡持有200股老股者，可按每股80两价格认购面值100两的新股票。1883年即招足。
初期招商局的资金来源过分依赖官方的借款，至1877~1878年，招商局累计向官方借款14笔，共192.88万两，该年度招股总额只有20.8万两。最初几年，官款一直高过股金，李鸿章对此很十分担心：“股份过少，恐致决裂”，因此招徕商股是招商办轮局的关键，唐、徐2人招股工作突破性进展为业务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经营上，招商局很快成为英、美轮船公司的强劲对手，双方在内河航运业上进行了激烈博杀。转机在1876年降临，旗昌轮船老板想回美国发展，标价出售其产业。在唐的主持下，经过数轮艰苦谈判，1877年3月，招商局以222万两的代价将拥有大轮16艘、小轮4艘及包括外滩9号在内物业的旗昌轮船公司揽入麾下，此举堪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招商局并购旗昌后，航运实力急剧增长，与英商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展开了激烈的价格战，该公司船东登门求和，唐见好就收，与太古签订了中外航业之间的第一个齐价合同，维护了中国利权，对起步阶段的招商局起到了保护作用。
招商局虽是官商合办，但政府入股的比例并不高，它给招商局两大优惠政策：一为拨借官款，二为承运糟粮等官物。政府的算盘打得很“精”：以漕运收入偿还官款。政府的大量资金是以7%~10%借贷而非股权形式进入招商局，每年坐等分红。唐、徐二人虽是大股东，但官商合办体制下商股言轻，他们只能在有限的自主空间上为招商局的发展做些事情。
股东们对唐廷枢的表现非常满意，1875年，股东们到招商局总局查看账略时，共有“欣喜之色，故请不必朗诵（账略），便向总办道谢而散”。唐廷枢告诉股东们，钱庄的款项都已归还，公司已摆脱了以前的困境。至1881年，轮船招商局固定资产总额从初创时的63万余两增加到320万两，利润则从8万余两升至29万余两，股东获利丰厚，1874年获红利15%，次年再获10%。其股价也从1876年的40~50两（面值100两）升至250余两，1882年夏更升至270两。
然而，唐廷枢的总办位置却受到挑战。李鸿章不愧为官多年的政治老手，熟练平衡之道。盛宣怀相当于代表李鸿章在对公司的监督，唐、徐为职业经理人。唐徐与盛最初并无纠葛，因李需要一个人在前帮其“打头阵”，盛基本上是个挂名的“会办”，其在局中股份只有4万两。由于处事风格的不同，加之盛的野心，两人的矛盾逐渐激化，其当初入股时“南浔”等“附局轮船”埋下了隐患。最后爆发的导火索是资金的挪用，起因是唐廷枢给兼任总办的开平煤矿挪用资金，导致两公司产权关系与责任模糊。盛趁机大做文章，并向李鸿章上书。1883年，李鸿章在一份批示中严厉批评了唐廷枢。1885年，唐北上专主矿务局，招商局进入了盛宣怀时代。
（作者系经济史博士，专注研究证券、土地金融及文物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