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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变革,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价值中国推荐 2018-06-15 17:49 能源评论2018年第1期 解读此文 收藏此文

  当纵向上不同层级的政府,横向上发展不一致的地区,以及拥有不同需求的人,共同汇聚在能源变革的大主题之下,愿景和战略的传递会变得异常复杂。

  文·本刊记者  刘伟

  2017年12月14日,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记者外出采访完恰好路过北京三里屯商区的侨福芳草地,想起它的鼎鼎大名,决定走进去体验一番。


  侨福芳草地最响亮的名号是环保——独特的ETFE(四氯乙烯和乙烯共聚物)透明膜材、金字塔玻璃幕墙及钢架结构做外罩,将四座塔楼式建筑连为一体;建筑内部,马桶使用水、冷水吊顶、空调系统地面送风等,都将环保理念做到了极致。侨福芳草地真正实现了环境友好型:不但不会侵占周边建筑的日照资源,而且比同等体量的建筑减少了50%的能耗,因此,它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美国绿色建筑协会颁发的LEED铂金级认证的建筑。

  但令人遗憾的是,于寒冬在这里购物和进餐,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商场内温度很低,热气腾腾的饭菜很快就凉了;所有的顾客都裹着厚厚的衣服,待得久了,依然会脚底冰凉、瑟瑟发抖。

  这种体验让人很自然地想到这个冬天盘旋在很多人心头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清洁和温暖,成了一个二选一的题目?为什么一个光明而正确的愿景,会引发那么多认识和情感上的两难?

  上行下效,没那么简单

  无论从世界范围看,还是从我国看,以清洁能源为最终目标的此次能源变革,都具有强烈的政府主导的特征:愿景由政府制定、目标和任务由政府下达,相关产业的补贴和配额制度由政府制定并作出调整,等等。

  对能源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宏大议题来说,国家视野和国家战略无可厚非,甚至是一种必须。政府是各类社会关系的凝结,一个国家在建立起自己的能源愿景之后,需要确保社会的大部分生产和生活活动都处在同一个框架之下,如原材料的获取方式、基础设施建设的手段等等,从而使社会的生产习惯和消费需求能够满足国家层面的目标。

  但国家主导的代价之一,就是任何一种能源规划,都要接受一国固有的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的考验。比如在联邦制的德国,“气候总理”默克尔在2010年提出“能源转型”,并设定了具体的量化目标,但由于联邦中央政府的相对弱势地位,联邦州各自制定的能源目标与战略,并不总是利于整个系统的优化,所以默克尔野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并没有能够真正实现。

  在我国,中央统一领导的优势十分明显:目标更明确、保障更有力,更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问题在于,中央意志经过层层传递之后,经常演化为一种象征性的目标,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政策指导。所以我们看到,能源转型作为一种“政治正确”,最先在观念层面被各级政府接受下来,但在具体的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方面,仍然缺乏系统的规划,尤其当政策落实与地方官员的考核及部门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激进的、运动式的执行方式。

  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是一个方面,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则是另一个方面。鉴于新一轮能源革命在很多方面都属“前所未有”,所以简单的政府市场二分法恐怕已经无法容纳问题的复杂性,当处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法律和习俗、社会团体和社区共同参与进来的时候,愿景和战略的传递会变得更加复杂,由国家亲自开启的变革的开关,并不会瞬间带来一片明亮。

  皆大欢喜,没那么简单

  在现有的经济运行规律下,一个地区的能耗结构,往往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在家庭能源消费方面,同样存在一个“能源阶梯假说”,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家庭生活用能会逐渐朝着清洁、高效的现代化能源过渡。

  这就引发出一个两难的问题:在能源结构调整中,最艰巨的任务和最巨额的成本,最终落到了本就落后的地区和群体身上。

  在这一轮煤炭去产能中,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2017年11月,江苏省宣布,其“十三五”煤炭“去产能”的目标任务已经提前三年完成,涉及的在职职工共计22190人已全部妥善安置。江苏虽是产能大省,但是经济发达省份,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先进地区。有雄厚的地方财政实力做保障,江苏省主动给自己加码,不计成本地帮助企业寻找出路,提供“托底”补助;腾出的空间和资源,也能够吸引来更为先进的产业和公司。

  这是由于能力足够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自发性,地方政府有能力照顾到方方面面的需要。但对很多其他地区来说,无论是环境治理,还是“去产能”,都意味着让它们跨越目前的发展阶段。与江苏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17年10月,经上级批准,黑龙江省发改委对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年度目标任务进行了调整,调整后,2017年退出煤矿5处、产能76万吨,仅为此前目标任务的26%。黑龙江也成为全国首个下调年度煤炭“去产能”目标的省份。

  从表面看,此次调整是为了保障东三省的短期煤炭供应,但从深层次看,也与黑龙江的经济下行压力不无关联。作为全国接受转移支付最多的地区之一,地方政府缺乏清退落后产能所需要的财政能力,再加上区域内没有替代性的先进产业,无法在短期内吸引来更先进的产能补上就业和GDP的缺口,无奈之下,只能调整目标,量力而行。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不开心了,这是因为大家本来就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何让变革变得更具包容性,如何通过练就一身“硬本领”让大家都开心起来,需要长久的努力。

    万众一心,没那么简单

    TED 演讲中曾有过这样一期节目:哈佛毕业生 Alex Laskey 在美国加州做了一个行为科学的实验:他们在当地居民的家门上留言,从道德的角度、省钱的角度、环保的角度劝说人们关掉空调、使用电扇。但一段时间过后,从用电量的监测来看,这些宣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终于,有一条奏效了——“调查发现,您77%的邻居关掉了空调,转而使用电扇,请加入他们!”

    但如果把范围扩大到一个城市、一个省份、甚至一个国家的时候,这种“羊群效应”是否还能发挥作用?答案可能没那么简单。能源问题虽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因为其专业性较强,始终距离公众较远,公众对能源问题的事实认知、价值判断以及相应的行为模式的修正,总是会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价格。公众对价格很敏感,但价格的激励又不总是正面的。在《可持续能源:事实与真相》一书中,戴维·麦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高碳产品征收5%的碳税会影响用户的购买行为吗?答案并不总是那么确定。消费者可能更在乎感觉;可能对新技术、新材料不信任;旧产品可能更容易被赋予爱国、道德等等内涵……这一切,都会让政府的税收和补贴行为面临一系列的不确定性。

    其次是集体心理。相比理性认识,恐慌心理更容易传播。比如在我国核电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官方不断表示中国核电没有出现过任何安全问题,尽管中国在核电安全技术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并且还有一系列严格的监管手段,但“泄露说”、“辐射说”仍然反复出现,在建或拟建的核电项目总是不断遭到公众的反对。但可以由此认为公众愚昧吗?恐怕不能。核能最早是作为战争武器出现的,公众的恐惧有其深层原因,如何做好科学普及工作,如何正确地引导、疏解公众的焦虑情绪,仍然是摆在政府和企业面前的重要任务。

    最后,便是不同区域、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在发展诉求方面的巨大差异。北京的金融白领,河北的农民,山西的煤矿工人,还有浙江的小企业主,他们对于发展有不同的理解,对“美好生活”有不同的解读,对于环境和生态的重要性也各有自己的判断。不同价值取向之间如何排序?如何让公众认同能源变革的共同愿景,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变自己的消费方式?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毕竟,作为重要的社会公共议题,能源变革决定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责任编辑: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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