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世锦

　　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等一系列战略目标，都比简单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成功后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

　　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中国经济，具体而言，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降风险主要是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和其他财政金融风险；挤泡沫包括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动能是增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应当争取企业盈利在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分布，为企业降杠杆提供有利条件。

　　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意愿问题，即想不想的问题，其次是能力问题，即会不会的问题。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经验来看，起初因为办法不多，也走了一些弯路。地方竞争机制出来后，大家都开动脑筋想办法，在招商引资、培育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展开竞争。这些办法、窍门、模式不是事先计划好，或者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通过一线试错纠错发现的，对发挥作用的就坚持下来，然后形成制度、逐渐完善发展并进行推广，对没有作用的就直接淘汰。

　　地方竞争机制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之一，也是我们的重要制度优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套机制仍然有效，不仅不能丢掉，而且要创新、完善和提升。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建设，做实经济发展基础，不论对短期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加动能，都是必要和积极的。为此，需要关注以下方面：

　　首先要解决发展目标、评价和激励体系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长期最优增长速度问题，以及取消GDP挂帅之后新的考核指标体系问题。讨论发展速度快慢，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7%就算是低速度，而到了中速增长阶段，5%也可称之为高速度。除了新的主要指标，如就业，还需要找若干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如就业创业、质量效益、稳定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形成一个指标体系，或综合系数。

　　其次，与高速增长期相比，地方竞争的内容将会有很大改变。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等等。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机遇最终花落谁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的竞争力。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地方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试错纠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