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上珍案是上海信交风潮的缩影，背后隐藏着委托理财的纠纷。一个如花似玉的新女性的离去令人扼腕；一个前途光明的企业家的“消失”同样也让人深思。

　　文  |  吴福明

　　1922年9月的一天傍晚，上海商报馆经理汤节之请同仁外出吃晚饭时，22岁的女秘书席上珍在经理室拉电线香消玉殒。

　　随后，席家控告汤节之“骗取巨款，诱逼作妾，计迫身亡，盗毁冤单”，而汤节之则在法庭上大喊冤枉。案件扑朔迷离，案中有案，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

　　席上珍是个颇有品位的现代新女性，英文流利，还写过小说。1920年12月，经其表兄举荐，席上珍到商报馆任书记员，月薪为20元。此时，交易所与信托公司在上海滩开始骚动。1921年春夏间开始，各行各业争开交易所，信托公司则模仿交易所，把自己公司的股票当作在交易所投机的筹码。相比交易所而言，信托公司容易开办。狂热时，信托公司股票尚未发行，仅凭一张认股收条，居然也有买卖市价。当时有报纸不无讽刺地称，“一二星期之时间骤然组织伟大之信托公司七、八家，其资本自数百万至一千五百万不等……”

　　汤节之岂肯错过这场金融“盛宴”，开交易所不成，转而求其次，1921年5月间，汤节之与二十多位友人发起筹办中国商业信托公司。股本500万元，每股12.5元，先收25%。中国商业信托公司与沪海证券交易所结成“联盟”。公司章程规定，持有10股信托公司股票可买1股沪海交易所股票。

　　作为发起人之一，汤得到2500股，除自己留有1500股外，尚存1000股。其时，信交热潮正炙，股票常由发起人包售，所以发起人常常被人“包围”。汤便将余股“分”给报馆部分同仁。

　　席上珍此时也被股票热潮所感染，1921年6月间，她拿出母亲的私房钱，并向朋友借款，先后三次向汤节之购买中国商业信托公司股票400股，共5000元。

　　半年之后，股市逆转并很快崩溃。信交公司纷纷倒闭，交易所只剩下6家苦撑，12家信托公司只有中央信托与通易信托得以幸免。席上珍购买的中国商业信托公司股票几无价值。由于大部分资金是借来的，股票涨得好时，席没有及时脱手，眼下股票成废纸，债务人找上门来逼债，席上珍一时想不开，于1922年6月27日、1922年7月2日，先后两次在商报馆服饮安神药水试图自杀，都被汤节之救活过来。在1个月后的8月19日，汤节之向席上珍出立5000元借据，在借据中记载分三年偿还5000元于席上珍。席的情绪似乎平静下来，汤也放下心来，未料20天后，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风潮来临，报纸上三天两头刊登投机失败的新闻。与之相比，席案更具冲击力。社会舆论大多同情席上珍，强烈谴责汤节之的“卑劣行径”。

　　庭审中，席母出示两份证据：汤节之签名给席上珍的股款收据与5000元借据，指控汤节之诱骗女儿购买股票，女儿付款后并没有拿到股票，汤节之“骗取巨款”，并欺辱女儿。

　　汤节之坚称，自己没有欺辱席上珍，席上珍的死是由于其投机失败，被债权人逼迫所致。是席上珍自愿购买股票，其时已经照数交付席上珍所购的股票。他所立的“5000元借据”是出于帮助席上珍应付债务人的救急之举。

　　上海地方检察厅认定席上珍是因“款洋被骗，自缢身亡”，“汤节之无迫害情事”，“诱逼作妾、盗毁冤单两层，并无切实证据”。1922年11月25日，检察厅质疑汤利用发起人身份来“招股”的合法性。以诈骗罪对汤节之正式提起刑事诉讼。半月后，上海地方审厅在一审中判处汤节之三年有期徒刑。

　　汤节之不服，在原审上海地方审厅上诉。并请李姓律师为之辩护，控辩双方围绕公司发起人能否直接招股，收据为发起人而不是公司出具是否合法等方面展开攻防。李律师认为第一次二千元收据载明了股份数目、价格，汤没有交付股票确属违约行为；但中国商业信托公司股票可由公司发起人包销，且他确实持有2500股（尚余1000股，并非虚构），不存在诈骗，《公司律》与《信托公司章程》并无禁止股份转让之明文规定。

　　法官依据席并未按照公司章程成为中国商业信托公司董事或者监事，质疑汤并未在1922年1月按期交付给席股票。对此，律师批驳，公司章程中规定有资格成为被选举人不等于就一定能成为董监。

　　而席上珍曾经的商报馆同事应季审则证实，1921年12月曾受席上珍委托，将席所持中国商业信托公司股票拿到上宝银行抵押400元，抵押收据上由其亲书“席上珍”三字。应季审还爆料称，由于股价暴跌，上宝银行将席上珍所抵押的股票平仓，只得款55元，如今的损失只好自己兜进。

　　但上海地方审厅仍在二审中驳回汤节之上诉，维持一审。汤节之仍不服，到江苏高等厅再上诉，此后，席案几经波折，汤节之放了又关。一直到1929年才从监狱获得释放。

　　席案是上海信交风潮的缩影，一个如花似玉的新女性的离去令人扼腕；一个前途光明的企业家的“消失”同样也让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