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振宇 得到APP创始人
2017年，我国GDP大概12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财富500强公司中，中国已占115家；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在校大学生。
你看，全是好事。但好事多，不见得焦虑少。过去，我们提到商业，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是“竞争”。而现在，你还来不及摆好姿势和竞争对手厮杀，用户就已经变成另一个物种了。过去商业世界的主题是和对手竞争，未来商业世界的主题是追赶上用户。
2017年，我逢人就问关于我们这一代人形形色色的焦虑，得到了各色各样的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讨论都逐渐聚焦到了以下6个问题上：
第一，我们不是强者，还能不能登上舞台？第二，我们刚刚进场，怎么找到新玩法？第三，跟不上变化，会不会被淘汰？第四，中国经济增长会不会遇到天花板？第五，中国经济增长有没有可持续性？第六，中国能否赢得良性的全球发展环境？
这6个问题，我不断请教高人，我觉得我得到了阶段性的答案。在这些问题和答案中，我也逐渐看清了我们这代人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式机会”。
中国正在从“追赶式”力量变成“溢出式”力量
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在大者越大、强者恒强的时代，还有没有新玩家的舞台？
沈南鹏告诉我，你看到的舞台虽然更单调，但是你没有注意到，舞台本身正在变得更大。虽然聚光灯下的主角在膨胀，但是聚光灯外，在更大的舞台上，有更多的角色在登场。
一部手机的平均价格是2000元，而一部汽车的平均价格至少能达到十几万元，所以智能汽车行业比智能手机行业大很多，这将会是一个几十万亿的市场，这个领域一定会产生一批巨头。和手机一样，其中必有中国公司的身影。
再放眼那些新领域，从AlphaGo到AlphaZero，好像都在讲述一个西方科技打败东方智慧的故事。但同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工智能论文出于中国人之手。你说还有没有机会？
“得到”作者刘润问过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一些热门公司来历有点奇怪，这些公司都不是从一线城市发展出来的，是二三线城市的成功逆袭。
为什么这些成功的消费品牌反而诞生在二三线城市？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但是所有的答案，都和中国独特的国家禀赋有关，尤其是人口的分布结构。中国最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在二三线城市，他们更能代表典型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一种消费品，无论是价格、消费习惯，还是供应链的成熟度，只有在这些城市被检验了、成功了，才有在更大范围内复制的能力。
举个例子。2017年很多人都在谈论喜茶。其实，还有一家叫做古茗。7年前，它在浙江台州的一个镇上开了第一家店，今年开到了第1200家店。它有什么诀窍呢？其实都是小知识。比如，在小镇上开店，装修不见得要多高大上，但灯一定要亮，要成为当地的路灯。镇上的灯光通常很暗，你的店特别亮，顾客就觉得这家店更好、更干净。
在很多人眼中，这不是技术，不是创新，但不要忘了熊彼特的教导：“创新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所谓创新并没有什么捷径，而要扎到最深的现实中去，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商业世界有一些自古不变的朴素道理，比如货真价实，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对客户诚信，做生意要赚钱等等，这可能就是下一轮崛起的创业者的群像。
过去40年，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认知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但是从2017年发生的桩桩件件来看，中国已经分明是一组动车，每一节车厢都有动力。如果靠火车头，车厢越多，车速越慢；而在动车组，车厢越多也就意味着动力单元越多，速度反而不会慢下来。
过去每一步成功，我们都把它解释为勇气、智慧和胆略。但现在，很多发展似乎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自然生长的，是中国国家势能的一种“溢出效应”，像高山滚石一样，就这样倾泻出去了。中国正在从一种“追赶式”的力量变成一种“溢出式”的力量。
创业公司要想崛起
没有流量怎么玩
既然机会有的是，在这些机会里，以前的玩法还管用吗？会有什么新的玩法？
这两年，有一家公司快速崛起，叫快手。2016年年底，快手的日活跃用户大概是三千多万；2017年12月，它的日活已经过亿。
这是什么概念？按照任何标准，它都已经是最大的互联网产品之一。我问宿华（快手CEO），这是为什么？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老头儿，在快手上陪了我一年，每天晚上他都要表演一段拉二胡。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不对啊，拉二胡一般都是右手持弓、左手握弦，而这位老人家是反的。两种可能：一种他是左撇子，这个可能性比较小；还有一种可能，说明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要么单身，要么老伴离婚或者去世。所以，他只能自拍。
这种生活其实一直都在，但是不可能被记录下来，因为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拍不过来。为什么现在可以被记录？因为这些人每个人都有手机，而且在深山中都有网络。
最难被互联网世界连接的人、最难被记录的人、那些社会末梢的人，就这样因为短视频被接入了这个时代，而快手这个连接器抓住了这个机会。每冲进一拨人群，就成就一拨连接器；每成就一拨连接器，就诞生一拨商业新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