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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不再有中产阶级?
价值中国推荐 2018-07-04 14:11 中国商人2018年第2期 解读此文 收藏此文

  文/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

  预计2018中国经济增长率6.5%

  按照中国宏观经济的线性逻辑来评估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很显然主要数据的曲线和影响都是向下的,只有少部分数据的曲线和影响是向上的。


  从世界市场的竞争角度来看,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也不乐观,中国商品及服务在世界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和障碍,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冲击中国经济。

  同时,中国的生态环保压力以及以往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增长因素,如无效GDP、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逐渐被剔除,这些因素均将导致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低于2017年。

  安邦咨询的预估与2017年岁末多次发表过的评估结果一致,并无任何修正,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预估为6.5%。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评估结果是在线性基础上做出的评估,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因应当期经济的形势及时做出调整和政策改变,均将在一定程度修正经济增长率的数据,因此201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实际在当期还会存在若干不确定和变数。

  将实施积极的债务扩张政策

  面对当前和今后的国内外形势,安邦咨询认为,中国维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和其他发展目标并不能在一种线性基础上考量,而应该结合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问题,结合世界经济形势来判断。

  要解决这些严肃的挑战和问题,让经济体维持一定的动能恐怕是必须的,这就要求中国需要显著地扩大发债,通过债务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多元目标。

  中国实行积极债务扩张政策的主要原因和理由包括:1、需要应对美国大力度

  税改政策的影响,维持中国的财政稳定。2、需要活化实体经济,需要制造出一个需求更加畅旺的国内市场,需要新的资本投入。3、中国政府目前还有适度的空间来扩张债务,而当前资本过剩的环境提供了足够的资金。4、中国调整结构、实现经济转型需要有时间窗口。5、中国需要避免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6、中国在十九大有很多政治目标、社会目标以及国际战略,都需要很多钱来实现。

  要解决这些问题,扩大债务可能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显然,支持增加债务的理由还有很多,虽然限制条件也很明显,但就形势论形势,现在开始策动和考虑规模超过“4万亿”的大规模刺激方案,恐怕也是中国现实的需要。大致估计,未来3-5年,中国可能需要30万亿以上至50万亿的增债规模才会有效。

  至于资本投资方向,不应继续增加在基础设施的投资,无论是效率还是未来负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磅”都存在着问题。比较理想的投资方向,应该是实体经济减成本、增实力的方向,如:基金。还有军民融合、战略新兴产业、乡土产业、生态环保产业、中国年轻人很擅长的消费科技、“银发产业”以及雄安新区的建设等等。

  这不见得是最优方案,但可能是让中国摆脱潜在经济困局最可行的、有力的举措。

  将继续压缩产能、解决过剩

  我们预估,2018年中国还会继续压缩产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且解决过剩。

  从某种意义上说,压缩产能也是一种去杠杆,但实际二者今后将有所分歧。中国政府在去杠杆的问题上保持谨慎态度,这是因为要确保经济稳定,不能出现失速的状态,可能作为调控手段会出现加杠杆的情况。

  而去产能,主要是与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有关,否则进口还会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压力更大。此外,压缩产能还会减少西方对中国的影响。

  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从趋势上看,中国经济政策的大目标出现了巨大的调整,由外向内。中国今后经济政策的重点是国内市场,政策方向上强调的也是国内市场。

  财团经济

  可能得到采纳和推行

  财团经济有可能得到采纳和推行,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理解上的各种混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对于财团的传统认识以及将财团与财团经济混为一谈。

  事实上,财团从来都是政府间接控制市场的工具。尤其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这是一种需要巨人的行业,财团可以充当有效的角色。

  而中国未来的问题,在于财团的实现路径。有关混改的政策文件指出,要立足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需要,根据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将国有企业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

  商业类国有企业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

  公益类国有企业则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必要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可以由政府调控。

  我们认为,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现在的混改实际上为财团经济提供了一种实现路径。

  对于商业类的国有企业,可以“搭船”出海;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有利于引入市场机制,总体上实现“国有+”或是“民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态,让中国企业强身健体。

  中国改革以来的政策实践表明,一项好的政策,仅靠理论号召和行政命令是不行的,还是要做基于效率的考虑,利用市场的原生动力加以驱动,才能有效取得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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