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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热的背后:如何理解中国?
价值中国推荐 2018-07-20 15:37 中国慈善家2018年第3期 解读此文 收藏此文

  中国历史的根本特殊性体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两点以一种人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几乎中国历史的所有运动逻辑,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所有切入点,都在对这两点的把握里面了

  撰文:施展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3月刊


  历史热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揆诸世界历史,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其崛起本身会造成所处体系的深刻变迁,过去所习惯的参照系不再起作用,基于该参照系所设定的国家目标也会失效;于是,它无法再说清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往往会陷入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它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

  在这个路口上,倘若它能够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理解到自我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就能够将其庞大的力量转化为对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并真正成就自己的世界历史地位;否则,它将浪费自己所经受的苦难。为了真实地理解自己的处境,以避免糟糕的前景,处在十字路口的大国往往都会关注历史,它们渴望通过对于历史的重新理解,来廓清当下,构想未来。

  这种身份焦虑的化解,无法简单地通过对于某种价值理念的表述及追求而完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我身份,要基于两种理论叙事的构建:一是政治哲学的叙事,它会为该政治体确立其所要追求的正义之目标;一是历史哲学的叙事,它会确立该政治体的认同边界,确认何者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两种叙事加在一起,才会带来政治体的精神凝聚力。单纯依靠政治哲学的价值表述,无法回应共同体的特殊历史处境;单纯关注历史的特殊性,则无法理解共同体与世界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当下中国的身份焦虑,实际上表达着对新的历史哲学或者说新的历史叙事的渴求;人们渴望通过对于中国各种特殊性的统合性叙述,来寻找中国通达于普遍性的根基,以化解对内对外的各种精神紧张。简单来说,就是要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回答“何谓中国”这一问题。这样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直观上呈现为对过去的重述,实际上是在勾勒未来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就是未来学。

  要构建新的历史叙事,首先需要有对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理解。只有基于对特殊性的深刻理解,才能把握其在普遍性当中的结构性地位。那么,中国历史的根本特殊性在哪里呢?

  本书认为,它体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两点以一种人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几乎中国历史的所有运动逻辑,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所有切入点,都在对这两点的把握里面了。

  所谓轴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原生性文明。这个时候出现的中国文明,或许曾受到过其他文明的激发,并且在后续的年代中吸纳了很多其他文明的精神资源,但其内核中一些原生性的东西,作为基本识别要素,始终存在。

  轴心文明的特征在于其普世主义取向,绝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对应地,轴心文明不会设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担纲,它所关注的只是文明本身是否获得普遍传播。轴心文明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中天然地有着普遍主义的冲动。在古代,它将自己理解为世界本身;在现代,它只有通过普遍主义才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单纯的民族主义理念无法提供足够的精神容量,以支撑起它的精神世界。

  很多轴心文明在历史过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政治载体,但东亚的轴心文明却一直有中华帝国作为其政治载体,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历史效应。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超大规模首先体现在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与财富上,其规模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第一个千禧年过后,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资源超过了任何地方性势力的抗拒能力,此后中国再无长时期的分裂现象出现,于是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其延续性的根基并不仅仅在于其文明的韧性,更在于超大规模所带来的军事与财政逻辑。

  说得更准确点,一个庞大政治体的自我维持,与轴心文明的存续,是两个独立的逻辑,并不能相互解释,但是相互有需求。这个文明在其覆盖区域内始终可以找到一个独大强国作为其载体,该强国则始终可以该文明作为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而在其他文明区域内,由于没有这种超大规模,没有足够的可供低成本汲取的资源,因此能够压制各种地方性力量的独大强国就很难持续存在;也因此,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强国,便不会以文明作为自己的根本身份标志,以免混同于其他国家。

  中国轴心文明的担纲者在古代的流转,最终必会落在起自农牧过渡地带的人群身上,过渡地带分布在长城沿线及东北。因为只有这个群体同时熟稔农耕与游牧两种体系的秩序奥秘,能够带来超越于农牧之上的多元治理,使长城南北的紧张关系转化为统一帝国的内部均衡关系。他们对中原的理解能力使其能够调动中原的庞大财富,这是纯粹的草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他们的草原身份使其拥有超越于中原的广阔视野,有能力统治儒家文化无法直接整合的庞大非中原疆域,这是纯粹的中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因此,这个群体能构建起庞大的多元复合帝国,使得轴心文明所构想的“天下”,外化为一个现实的帝国秩序。这种多元复合帝国也带来了中国的另一重超大规模性,即地理上的超大规模性和帝国内部秩序上的超级复杂性。这两个意义上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中国在现代转型时面临的任务变得极为复杂。

    在担纲者的流转过程中,中国历史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变迁的主动要素,或说自变量,来源于社会分工最为复杂的中原地区。相对于非中原地区而言,因其分工的复杂性,内部各种社会要素的均衡关系更为易变。每一次出现有历史意义的技术跃迁,都会给中原带来新的经济资源,并打破此前诸种社会要素的均衡关系,也就是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旧有的和新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会在动荡与博弈中走向新的均衡,中原的社会结构就这样经历过几次深刻变迁,从商、周之际的奴隶社会转化为汉、唐之间的豪族社会,再到宋、清之间的古代平民社会。社会结构的变化,会改变中原地区的财政与军事逻辑、帝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对力量关系、轴心文明的经典阐释框架,以及中原地区与非中原地区的互动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这片被称作“中国”的东亚大陆的土地上,数千年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多元体系的运动过程。这个体系内部包含着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几种主要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区域,各个区域彼此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几大区域构成的多元复合结构里,历史运动的主线是草原、中原、海洋这三大区域的互动关系;西域和高原这两大区域构成副线,它们就像催化剂,影响着主线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节奏。这样一种深刻的有机联系,让各个区域互为条件,构成一个多元共生体系;所谓“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多元共生体系的演化史。

    这一体系不断地寻求着从多元主体相互对抗的外部均衡,演化为多元复合帝国的内部均衡;中原地区每一次社会结构的变迁,都将打破业已演化出的多元帝国的内部均衡,于是体系会回到外部均衡,前述运动过程在更高一阶上再重复一轮。这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循环上升的逻辑过程。(本文节选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
责任编辑: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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