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拥有企业家精神,被授权去做事这一点,我们把它提炼为更像老板特色的话,那可能大家就会认为现在更需要的是老板而不是经理人,这大概是明茨伯格主要的思想。因此我们在商学教育里未来几年会非常强调把这些变化落地。
理论创新为什么重要
西方的管理理论诞生才100年,我们改革开放才40年,也就是说企业才走了40年。他走40年才走到了今天才有机会跟全世界在一同一个起跑线,他如果没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是没机会创造理论的。
所以我们非常兴奋的地方是,中国企业实际上让我们有理论创新的机会,我相信国际合作会越来越紧密。但我们也要承认,目前我们还没有到能够管理输出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理论和知识的重要性,理论和知识就是要把这些边界条件拿掉。
美国的管理也是有它特定的文化、特定的制度、特定的环境成长,但是为什么它的东西拿过来就能用,原因是他把它上升为理论,普世价值。中国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在特殊的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的整个互联网技术的背景下,找出这些全新的企业创新模式的贡献就是理论创新。
为什么我们对理论创新更感兴趣?就是因为我们终于走到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三个重要条件。
第一个,中国终于有企业被全球公认了。我们以前没有,今天至少海尔是了,华为是了,中国高铁是了,腾讯是了,可以举一堆。
第二个,规律性的问题,就是从雇佣制度开始改,到我们开始讲合伙人制,我们要真正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这些就是贡献了。这个问题大家是一致的,但是你能不能把它总结出来?
第三个,人文关怀,就是回归到人性上。人性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之前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主有几点做得很好的,比如从泰罗开始的分工就告诉你:普通的员工跟你的管理者如果分工明确,一样都可以有绩效,实际就解决了我们人性的基本部分。
所以我本人很愿意来到国发院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你去做这些事情,这是我的梦想。也许找不出来,但是你找到这个部分,你的学生再找,有更多年轻人继续在上面找,我们终究就可以找出来。
责任编辑:庄文静
中国商学院:崛起与变形
商学院能否成为中国企业家们最重要的“加油站”?世界第一个EMBA项目商始于75年前的芝加哥大学,而中国只有20余年的历史,高速融合的国际大环境下,中西差异有多大?
采访|本刊记者 朱冬 文|本刊记者 庄文静 朱冬
西方的商学院经历了70多年历史。但仅仅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的商学院就已迅速赶上了美国和欧洲的同行。随着它们的急剧扩张,这些商学院也正面对着新的挑战。
随着时代的巨变,老板、投资人和职业经理人,和那些将要走上创业道路的人,都在思索如何突破组织发展及个人能力的瓶颈,寻找开拓思路、视野的方法论,找到企业的新方向,寻求更广泛的人脉。
对他们而言,读商学院不失为高速、有效解决职业困惑的途径。但招生虚火而综合实力不足的中国商学院,兴许尚不能完全满足这些市场需求。
据“商学院大百科”有关中国EMBA课程年度调查统计显示,中国大陆范围内,各类正规的颁发学位的EMBA课程总数在50个左右,其中80%为中文项目,剩余为全英文课程项目。从培养学生的人数角度来统计,中文EMBA占将近90%,英文EMBA约为10%。十年前,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时,在国外大学读商学院在为一种时尚,一批国际化特色很强的项目逆市上扬,本土化课程一度失去了热度。
随着近十年中国企业鲜活的创新实践,中国的商学院走上发展快车道,越来越全球化,拥有了与国外一流商学院对话的实力,但也迎来全球化和组织巨变的更高要求。
新型学生的学习需求
中国的EMBA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企业中备受追捧的重要原因,是企业家、管理者需要补张文凭,顺便补补理论知识。
因此,中国EMBA学员的特征,在一开始就和海外的EMBA群体存在明显差异。
有统计数据显示:海外EMBA的平均年龄35岁左右,而中国的EMBA平均年龄则为38-40岁。海外的EMBA学生大部分不是企业的高层决策者,他们的基本特征是:受过正规大学教育,在跨国公司有多年管理经验;有部分家族企业继承者,经营和管理公司相对成熟。海外EMBA基本为小班教学,三四十个人,精益求精。
而中国的EMBA学生,尤其是前几年,几乎是各大组织最高层,是真正的老总班。而EMBA在中国的诞生和流行,也源于时代的迫切需求。中国有大批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人和民营企业家存在相对容易地获得研究生文凭的需求。
不过如今70后、80后的二代们也已经呈现了很强的学习需求。如中欧商学院EMBA项目,每年招生人数就有700多人,足以让海外商学院惊叹。
“大城市的商学院正在吸引更具国际视野的新型学生。”中欧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忻榕如是说。
中国年轻的商业领袖二代,现在普遍接受海外教育,说英语,思想开放而具有多元视角。他们渴望重返家乡,把握自己祖国不断增长的机遇。商学院是他们获得成长、融入国际国内环境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