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支付战争费用的方法有四种:1.加税;2.拆东墙补西墙,压缩其他开支支付战争;3.借钱;4.印钱。前两种方法属于财政政策,会比较快地拖累经济。后两者属于货币政策,短期内会刺激经济。但不可持久,拖得时间越长,对经济危害越大。反恐战争主要靠第三种方法。
美国联邦政府外债从2001年的1兆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6兆亿美元。增加的部分,70%以上用于战争。借钱容易还钱难,如果借的钱,没用到挣钱的地方,那就更难。虽然美国有美元的优势,高悬的国债可以靠印钱来消融。但这个优势不是无限的,也不是永久的,依赖经济的增长来维持。如果美国不能在今后几年内结束反恐,继续依靠增加外债来维持战争,下一次经济危机可能会造成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重创美元和美国的国际地位。
从1776年建国到“二战”结束,除了1861年到1865年的内战,所有美国参加过的战争,美国都是胜利者和获利者。“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虽然输掉了朝鲜战争和越战,但赢了冷战,奠定了其在全球一强独霸的局面。这使很多美国人对战争的危害性缺乏认识,误以为美国能较快地打赢所有战争。在战争中的投入,会有胜利的果实做回报。就连一些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辩称战争对经济长期看有正面影响,忘记了打赢是前提。对战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导致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形成今天恐怖袭击越反越多的局面,看不到胜利的影子。特朗普的第一个国家年度财务预算,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想尽快结束反恐战争。但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美国撤离,“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会兴起。不撤,需要长期战争投入。这种长期没有回报的投入对美国经济是一个巨大负担和累赘,会影响GDP的成长。
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和美国不同,从1839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为终,逾百年间中国饱受内外战争的蹂躏,错过多次经济起飞的机会。多少仁人志士,革命百年,所求无非是和平环境下之举国现代化。今日的和平环境和发展成就,是几代人血泪奋斗的成果。我辈应加倍珍惜今天的机会,继续一心一意拼经济,尽快跨入发达国家的经济行列。
四、政策
最近美国“竞争企业学院”(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发表了一份报告,认为奥巴马政府新增的法律严重阻碍美国经济发展,造成 GDP每年减少达6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可能会有争议,但繁多又不透明的法律、规章和制度会严重削弱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不争的事实。
奥巴马政府新增加的法律、法令,有两个特点:一、量大。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法律条文都要在美国内政部联邦政府公保处注册、登记。从2012年到2016年,条文增加了21%,高达95894页。二、难懂。美国制定法律的权力在国会。在奥巴马政府以前,绝大多数法律国会通过后,法律规定清晰,通俗易懂,政府部门只需要执行即可。奥巴马执政期间制定的两个最重要的法律,一个是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有2300多页;另一个是全民保健法,有1990页。《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很多条文或者大家不懂,或者懂了不知道怎么去执行。这就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来解释和执行这些法律。最新统计指出,为执行这个法律,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的规定有3400多条、22000多页,这些规章条例也很难懂。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国会对这些问题负有责任,很多条文国会讲不清楚,却指望政府部门去解释和执行,这是国会渎职的表现。
评价一个政府的法律或政策要从两个角度来观察。一个是对哪一部分人有利,对哪一部分人有弊。另一个要看短期和长期的效应。如果一个政策对大多数人长期有利,这是好政策。否则是坏政策。像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教育部关于变性人使用厕所的规定。教育部自己“立法”,然后以联邦教育经费做要挟,强迫公立学校执行。把一个少数人的问题,变成一个多数人的问题。是一个对少数人有利、大多数人不利的政策,不可能持久。
美国很多国内政策,受政党内斗的限制,往往是治标不治本,避重就轻。很多政策只在短期内对少数人有利。《多德-弗兰克法案》要解决的问题是银行太大不能倒。这个问题是否成立,值得商榷。如果这真是个问题,解决的方案实际上很简单。或者把太大的银行拆小,或者把大银行纳为国有。美国的政客对这个问题要么根本不懂,要么懂了但没有解决的勇气。于是从表面做文章,把法律和政府条文搞得非常复杂,边边角角的修修补补,捆绑金融机构手脚。短期内政客们能对选民有个交代,算是获利者。但这些政策不但浪费了大量社会资金,还减慢货币的周转速度,让许多企业和个人借贷难,阻止了经济正常发展。长期看,可能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改弦更张,纠正奥巴马政府的偏激政策,是特朗普最可能有作为的一项。由于奥巴马的很多政策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制定的,特朗普也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取消或修改。
五、GDP定义和统计方法
现代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1934年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当时美国刚经历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指标来指导经济发展。库兹涅茨的GDP较好地满足了这个需求。“二战”以后,GDP被西方国家普遍采用,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的主要手段。
人类社会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的过程中,GDP反映了一个国家物质经济的发展状况。是一个比较好的统计、丈量指标。但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经济的发展有两个新的趋势:
1.物质生产对生产要素(劳力和资本)的需求在逐渐减少。新技术不但取消、取代旧商品,而且缩减了新产品的制造时间,压低了成本,减少了产品流通所需的空间、时间和周转资金。
2.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以物质需求为主(有形资产)到非物质需求为主(无形资产)的转变阶段。非物质需求包括各种服务、生活和生产信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分享。物质产业在社会福利中的比例逐渐减少,服务、信息和分享在人类福利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有些新增的服务价值或福利无法计算,信息和分享以免费为主,也难统计。而物质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减少却反映在GDP中。
代表新经济的旗手是智能手机。它取代了十年前的计算机、计算器、电话机、照相机、手表、录音机、唱片机、导航仪等等产品;取消了CD、DVD等传媒产业;重创了书籍出版业。它在‘创造性毁灭’旧产品、旧企业的同时,也创造了很多新产品、新功能、新企业,比如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银行业务、零售买卖、享受人类所有的音乐、和朋友进行全球图像通信。智能手机还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名牌大学提供的免费课程。如果碰到问题,网上搜索一下,多半会找到答案。实在找不到,朋友圈里喊一嗓子,准会有人帮忙。以前要请人服务的事情,现在上网看看学学,自己也就做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莱诺夫森教授认为新科技每年为美国增加的价值中,大约有3000亿美元是GDP没有办法统计到的,相当于2016年美国GDP的1.6%。
值得钦佩的是,库兹涅茨在1934年的报告中就警告说GDP不能用作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福利的指标。今天GDP面对的问题,证明了库兹涅茨的先见之明。世界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以旧有的基于制造和销售东西(即有形资产)为指标来测量和报告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有效地统计信息、分享、技能和网络对人类福利的贡献,确实亟待改进。今天的世界需要一个更好、更全面的测量社会经济和福利的指标,这是新经济给人类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
六、结论
美国自“二战”结束到2007年,GDP毛额大约每十年翻一番。这里面实在的经济增长比3.5%少一点,通货膨胀比3.5%多一点。GDP的高速增长,促成了普通家庭收入的高速增长。在2000年之前,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率在5.5%-6%之间,和人均GDP毛额增长率(实际增长2%+通货膨胀3.5%)基本同步。2000年到2007年,GDP增长速度减慢,普通家庭收入的增长和通货膨胀率持平。2007年到2016年受金融危机和收入两极分化的影响,美国中等家庭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没有增加。毛额增长也只有14%,是“二战”以来美国劳薪阶层收入增长最少的十年。由于食品、汽油、住房和医疗价格增长比通货膨胀率高出几倍,造成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是美国选民不可承受之痛。这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根本原因。美国的政治服务经济。所有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
特朗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要GDP实际增长达到3%-4%,通货膨胀率也同步走高,使美国回到毛额GDP增长十年翻一番,普通民众家庭收入每年增加5%-6%的境界。但人口、教育和战争是硬约束,和十年前相比,会拖累近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特朗普无力回天。政策方面,特朗普会有所作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可能达到0.5%左右。GDP定义和统计方法的更改需要时间,目前还没有一个好的替代方法。所以,特朗普任内四年,美国GDP年平均增长达到2.5%是可能的,3.5%是几乎不可能的。(作者为美国堪萨斯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美国富国银行高级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