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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10年 四川草根NGO的沉浮
价值中国推荐 2018-11-13 17:46 中国慈善家2018年第5期 解读此文 收藏此文

  10年间,伴随汶川地震而生的草根NGO几经沉浮。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野蛮生长后,它们一度归于沉寂,后又借政策东风以及雅安地震带来的历练再度焕发活力

  撰文:杨百会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5月刊


  4月末的一个雨后清晨,王潇穿过白水河老街,沿着彭白公路去往500米外设于居委会的办公室。

  这片老街仍停留在10年前地震发生时的那一刻—这里距汶川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残垣断壁,一片荒芜,只有郁郁葱葱的植物证明着时间的流逝。

  这里曾是彭州龙门山镇白水河最繁华的商业区。路的左侧还矗立着地震时幸存的房子,仍旧清晰的店招验证着曾经有过的繁华。右侧是当年抗震救灾时搭建的板房,有的门牌上依稀写着“诊断室”的字样,有的则被当地生意人用来做仓库。

  王潇所在的彭州市中大绿根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大绿根”)当年就是从这片板房里走出来的。同中大绿根一样,四川的很多NGO都起源于那场地震。

  10年间,这些NGO几经沉浮。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野蛮生长后,它们一度归于沉寂,后又借政策东风以及雅安地震带来的历练再度焕发活力。

  但是,隐忧仍在。新的思考和希望亦在。

  潮起潮落

  2004年大学毕业后,武汉人王潇先后在宣明会、阿拉善SEE等公益组织工作,随项目漂泊于全国各地,直到2010年来到四川彭州,并在这里结婚生子。

  2010年6月,王潇第一次来到白水河时,中大绿根刚刚注册完成,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社工机构。之前两年里,这家机构一直以“新家园计划”项目的名义在当地进行灾后重建工作。

  “新家园计划”由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云南发展培训学院、麦田计划、中山大学公民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四家机构发起。最初,他们从板房学校、板房图书馆、板房客栈等灾区最急需的基本生活需求起步,甚至建了公共淋浴室。白水河统建小区建成后,还跟进做了一些物业管理和相关人员培训工作。

  2010年,灾后重建工作告一段落,相关人员即将撤出。四家机构讨论后认为还有在灾区继续生根下去的可能性,于是就有了中大绿根。之后几年里,机构在人员上完成本土化,王潇成为负责人。

  据四川民政厅统计,2008年,大约有300多家民间组织在汶川、北川等灾区进行救灾工作,其中大多为外来力量,身份并未被官方承认,甚至有些是志愿者团体,在地震发生后短时间内井喷式进入灾区。

  但差不多一年后,这些NGO或因为资源匮乏难以为继,或因为自身能力有限,开始大批撤出。有关统计显示,2009年后,灾区NGO的数量已不足50家,能够坚持到今天的更是少数。

  根据当年曾参与灾后重建项目的一位NGO成员的观察,大多数灾后重建项目的资金只能维持一两年,而灾后重建往往需要持续10年左右。资金的濒于枯竭使得很多NGO失去了在灾区持续下去的根本。

  继续坚守的NGO也面临着尴尬的生存局面,不得不走向另一个方向。

  白水河新家园计划终止之后,“2013年开始,我们在白水河社区就没有任何服务了。”王潇说,“我们想做的事情,能够找到的资源,不适合在这里做。这里适合做的事情,我们又找不到资源。”

  王潇也做过努力。5年前,她意识到白水河社区有两个方向可以探索:减防灾和养老问题。“这两项是当地最主要的民生问题。”她甚至为此做了项目书,但一分钱都没有筹到。

  在地震已过去很长时间的背景下,再提减防灾问题显然已不能打动资助方,“不新鲜了”。

  王潇认为,中大绿根实质上还是一个农村发展机构,最擅长的是在一个社区生根发展,做一些居家养老的事情,不适合大面积铺开的项目。但地震几年过后,资源开始慢慢匮乏,可以对资方讲的故事也越来越少。

  基于生存的考虑,2012年9月,中大绿根启动第二个项目—“妈妈学院”。这已经与灾后重建没有多大关联了。

  “妈妈学院”着眼于彭州市乡村地区妇女能力建设,为其开设多种阶段性课程,主要内容为三个:认识和开放自己,非暴力沟通和隔代教育。王潇觉得相对于社区建设来说,“妈妈学院”项目可以使目标人群即当地农村妇女的素质在短期内得到很明显的提升,主体明确。但问题在于,“妈妈学院”的资方后来演变为当地妇联、教育局等,资金性质属于财政资金,其普惠性要求不仅限于一村一地的实施,“妈妈学院”也因此不能成为一个长期扎根于某一社区的项目。

  对此王潇表示理解:“基金会可以支持你做一个社会微观层面的探索,哪怕三五个人的小众人群。但财政资金不同,怎么能够三五个人就把这笔钱受益了呢?”

  近5年里,“妈妈学院”逐渐覆盖了彭州几乎全部乡镇,中大绿根在彭州的初衷也从社区发展转变为以“彭州、农村、妇女”三个关键词为核心,虽然仍有一些社区工作在继续,但已被压缩得很少了。现在,中大绿根在彭州也只剩下包括王潇在内的两个工作人员。

  理想与现实

  2010年,成都针对社会组织出台政府购买政策。对于当地NGO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一些NGO开始离开本来的专业领域,慢慢转型为资源导向型机构。另一方面,新生NGO也被大量催生出来,它们天生带着“资源”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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