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分析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虹认为,这个计划的出台,意味着京津冀三地协同的工作重心,从以环境保护治理为主,逐渐转移到了能源规划与发展的协同上。而协同的内容,则从基础设施等有形的载体,一直拓展到管理协同、创新协同、市场协同、治理协同等各个层面。
能源能不能起到这样提纲挈领的引领性作用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史丹告诉记者,能源除了为经济发展提供能量的支撑,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现有的很多科技变革是集中在能源领域的,能源革命和工业革命、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能源变革不但可以满足社会对绿色能量的需求,而且其所包含的技术创新因素,也可以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引擎。
雄安新区的建立,作为京津冀协同一体化的核心实践,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同样将能源系统提到重要地位,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实际上,以能源变革引领区域发展,对雄安新区所在的保定市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早在2008年,保定就已经被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住建部评选为“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的首批试点,并成为中国第一个提出自己碳减排目标的城市,并由此激发出了很多经济和产业的尝试。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赵新峰曾经对保定市的低碳产业和白洋淀的生态环境做过多年追踪,他指出,保定“低碳城市”的战略意图,一是希望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二是依靠能源结构优化,以低碳替代化石能源;三是依托产业结构调整,降低高耗能产业的比例,这个思路整体是正确的,但是,保定低碳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的高碳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产业链上的大户也是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大户。在缺乏技术创新支撑、污染防控技术没有根本提升的情况下,光伏产业的快速增长反而加剧了地区的环境污染,把低碳产品奉献给了他人,把污染留给了自己。因此,赵新峰认为,在雄安新区的建设中,应该把生态文明和能源结构调整纳入更为顶层的设计当中,将绿色发展的理念纳入区域内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共荣以及行政单元与部门之间的合作共赢,这才是雄安新区未来发展的可行路径。
如何更有效地发挥能源的引领作用,也是中科院“雄安新区智慧能源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017年,以中科院院士陈维江为首的专家团队做出的一份建议提到,国际一流城市的综合能源规划,已经由主要关注能源的保障充分供应,转变为更加重视能源在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方面的驱动作用。雄安能源系统作为一张“白纸”,没有传统路径依赖和既有利益藩篱,最有可能摆脱传统能源体系束缚,也最有条件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成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战略思想在城市全面落地的样板和表率。因此,他们建议,未来的雄安新区,应该建设“驱动发展型”的城市能源系统,在保障高水平能源供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能源驱动城市全面发展的功能作用。
怎么来?
无论在哪里,“终端能源消费全部为清洁能源”,都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
在各种彻底的或不彻底的尝试中,与雄安新区规划中的人口规模最为接近的,有拉美小国乌拉圭。乌拉圭人口340万,2015年全年,有超过94%的电力供应来自清洁能源,主要包括风能、水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另一个例子是德国北部城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这里拥有人口282万,2011年实现了电力的100%清洁供应。较近的案例,则有我国的青海省,青海省人口588万,2017年6月17〜23日,全省仅靠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安然度过了一周的时间。
但无论是乌拉圭,还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都是清洁能源富集地。乌拉圭仅风能就提供了38%的电力供给,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则是世界上风能利用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青海省作为我国的清洁能源大省,也仅能实现部分时段的百分之百清洁能源。而且,从大规模消纳的角度看,清洁能源依然造价昂贵,如乌拉圭每年在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的投资,占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
从环境承载力来看,《规划纲要》提到,雄安地区“地质条件稳定、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低”,这主要是针对其人口密度和产业密度而言,目前新区三县人口密度仅为726人/平方公里,单位面积年经济产出1355万元/平方公里,不仅低于北京,也远低于深圳和上海浦东新区,人们都说雄安新区近乎“一张白纸”,正是针对这一特点而言。
但从资源禀赋来看,雄安新区称不上清洁能源富集地,其优势主要在地热,初步勘探可采地热资源量为142亿吉焦,主要分布在雄县和安新;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主要分布在雄县,年产原油70万吨、天然气1800亿立方米。但不同的调查研究表明,由于地热资源集中的雄县距离主城较远,新区地热资源利用范围存在一定限制,而天然气的使用范围,则应限于居民炊事和重要单位备用电源,同时长远谋划利用更为清洁的替代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