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人的健康程度需要有许多重要指标来描述一样，城市这个‘大身体’也应该用指标来衡量，如果只是很简单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方面做一些考虑，就去制定城市发展的规划，显然是有些粗糙、有点武断了。”
这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对于《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报告给出的寄语。2018年末，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研讨会”召开，中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298个）被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量化评价。
报告显示，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综合排名中，北京、上海、深圳分列前三位，广州、天津、杭州、重庆、成都、南京、武汉则位居第4位到第10位。
“报告不仅是评价，也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专家组首席专家、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指出。
当下，城市作为国家重要的组成细胞，正逐渐进入现代化管理时代。未来的前进方向何在？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考察时强调，城市管理搞得好，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更是人们生活的空间载体，小到背街小巷的治理，大到城市功能区规划，再到全面治污、治堵，其总原则都离不开“一流治理”，具体落脚点就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各地在探路“一流治理”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尝试。近日，《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深入一些城市进行了实地调研采访。
在江苏省溧阳市，从新桥村和松岭村的先行试点，到如今覆盖全市所有175个行政村，百姓议事堂已经成为当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连心桥”、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调处群众矛盾纠纷的“草药方”、基层民主法治的“阳光房”。除了广受赞誉的百姓议事堂基层治理模式，溧阳还在努力打造“溧即办”品牌，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方面进行努力探索。
在北京市朝阳区高井村里，则藏着一个“数字大脑”，统管着村里方方面面的数据。线上“三公开”，村民随时随地可查账，健康数据库成为了全村的“智慧医生”，通过建设“智慧高井”大数据平台，高井村在社会治理工作上走出了一条效果显著的特色之路。
在浙江省嘉兴市桐乡，从“乌镇管家”到“警社大联盟”，乌镇不断在社会治理方面进行着有益的尝试。曾以“全民参与”声名远播的“乌镇管家”诞生于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前，现已发展壮大为一支4000余人的队伍。2018年10月，“乌镇管家”迎来了它的升级版。在“乌镇管家”队伍日渐成熟的基础上，乌镇派出所成立了“警社大联盟”，既充实了社会“自治”队伍，也弥补了过去“乌镇管家”在某些专业领域的空白。
在新时代，城市治理的核心无疑是价值构建，要建立植根于市民内心的价值认同，让更多社会力量从“旁观者”“批判者”转为“参与者”“建设者”，让“他们”成为“我们”，形成价值趋同、目标一致的共同体。城市在向“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前进的同时，该如何破解基层反映比较强烈的权责脱节等难题呢？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讲到“要在全国东、中、西部选择一批城市，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郭声琨还提出，下一步将继续推广“最多跑一次”“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不见面审批”等措施，推动公共服务个性化、全时化、定制化，并将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从源头上破解“案多人少”难题。
未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还需要在个性、全时、定制等方面做出更多的探索。
城市如何由“管”到“治”
城市治理的核心是价值构建，要建立植根于市民内心的价值认同，让更多社会力量从“旁观者”“批判者”转为“参与者”“建设者”，让“他们”成为“我们”，形成价值趋同、目标一致的共同体。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尤蕾早在春秋时代，老子提出的“政善治，事善能”就表达了国家“善治”的境界与观念。从“管”到“治”已经成为全球政府治国转型的大趋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到“治理”9次，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则至少23次提到了“治理”一词。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城市，作为国家重要的组成细胞，正逐渐进入现代化治理时代。
“旁观者”变身“参与者”
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是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于一体的庞大载体，城市治理现代化，无疑是推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城市管理与城市治理，虽有一字之差，但本质都是处理城市与市民的关系。然而，恰恰是这一字之变，却折射出了城市与市民之间关系的大变化与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