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在“脑科学与教育”研究上走到哪一步了？
顾久：坦率地说，很多研究者的出发点多了一点功利，少了一点超越。还有，视野太局限，两个领域（脑科学和教育）结合得不太好。西方人喜欢做实验，比如说哪个神经放电了等等。中国的学者老是做框架，比如大脑跟语言、大脑跟记忆、大脑跟理解等具体的东西。但是他们都不太关注几千年来成功教育家的经验，不太关注教育的初心。我说的初心主要是亲情、示范、反复的演练、学生的游戏、孩子们的自信，怎么激活他们的经历感和兴趣，如何令他们对所学内容感到惊奇和诧异，还要高度尊重个体差异。教育家们往往在自己的经验里谈，上升不到理论。普通教师写的日常经历很感人，可有时候不太科学、不太规范。
教育的异化
《中国慈善家》：你在戈友公益基金会、脚里学院举办的“2018年好校长成长计划”课堂上说，教育工作者不了解大脑功能是一件憾事，并表示要专门抽时间给在座的乡村校长讲解大脑与教育的关系。如果开课，你会讲哪些内容？
顾久：人首先是生物体，我会讲一个神经管到整个大脑体漫长的演变过程；接着讲人类探索大脑的过程，一个大脑为什么有那么多神经细胞，它们是怎么被发现的，有什么著名的故事和案例，以及至今为止主要的研究成果——像是福尔摩斯破案，每一个成果往往就有一项诺贝尔奖；最后，我会说这些成果可能5年以后会被证实是过时的，因为进步太快了。
但是有一点：人工智能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对未来的教育可能会起到难以设想的作用。我在上海看到一个很好的探索：学生在一套智能软件上做摸底测试，就能检测出掌握知识的情况，智能软件以此制订出与之匹配的学习规划。机器始终在琢磨人的大脑在想什么，激励你，让你高兴，感到亲切和有趣，学生在家就能自学。还有脑机接口技术，已经可以人为植入虚假记忆，你原本没有经历过的事，植入以后就会有真实感的记忆，以后外语等教学知识可能以这种方式植入。如果今天的教师不负责任，说不定有一天会被人工智能替代。
《中国慈善家》：今天思考教育该怎么做，必须看见未来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顾久：对，看看社会已经走到哪儿了。当然，教育远远不只是学习知识，还包含孩子的道德、对未来的志向、对钱的态度、如何融入社会、同情别人，还有家长对孩子的期待以及孩子对教育的认同等等，人工智能解决不了这些。
《中国慈善家》：考虑到新科技对教育的改变，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是否应该思考自身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比如校长、教师在教育中扮演什么角色，适时地进行转变。
顾久：你讲的是理论上的应该，要与社会、文化和人群结合起来立体地思考。实际上大部分校长、老师在各自环境里像一个个齿轮和螺丝钉，上级不提，他们可能就不关心，也没有条件关心。只有条件比较充分，才能有你说的那种应该。
我从来不敢就教育谈教育。很多学者就教育谈教育，越谈越糊涂；一些老师就课堂看课堂，有的时候也说不清。教育像一只风筝，管不了风，管不了雨，甚至管不了牵着它的那根线，还管不了其他风筝的绞缠。这样来看教育，它才是活生生的、历史的。
所以我比较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生物体的人（包括大脑）；二是社会文化结构如何影响人。人是一种很复杂的动物，所有复杂的动物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大家在一起有很多不得已。我打过一个比方：社会到处布满钩子，把你当个木偶挂起来，什么时候大家都说你乖、说你好，你差不多就变成木偶了。这个过程就叫“文化”，文文明明地把你变化了。
《中国慈善家》：人文结构如何影响今天的人和教育？
顾久：生物体为了存活需要抱团儿，由此会产生外在的、强制的秩序，如高低贵贱和共同的日常行为（习俗）。文明社会产生了文字、道理和强制的等级秩序，农业社会有师徒制，工业社会有课堂、教程和教材，但是也工厂化、功利化，学习和教书像做买卖一般。
当今的教育绑在“人的依附性”和“物的依赖性”之上，这两“性”是马克思说的，分别指传统农业社会和工商社会里人的生存状态。今天中国刚从农业社会出来走进工业社会。教和育是教育的两个题目，教是耳提面命，家长、社会、老师从上往下灌输间接经验，对人类走向文明很重要，但很人为、很外在，有时候让人很痛苦。所谓文化，到了一定时候就开始异化出来，凌驾于人之上。育是长者在生活中举手投足的示范，孩子自身的观察、模仿，不知不觉地受影响，自然而然地发生改变。几百万年至今，育仍在发挥作用，早就在人类大脑里固化成了神经回路。
教和育我都敬畏，二者皆不可偏废，但教育最大、最重要的是不言之教，人们的情绪、直觉及无意识才是冰山在海面以下最厚实的部分。现在，教的、外在的、强制的、功利的东西太多。要回归和超越，重视家庭和小部落时代的教育经验，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
马克思说的异化就是不符合人类几百万年演化而来的东西，他反对文明社会带来的强制、把人工具化。海德格尔说本真和沉沦，孔夫子向往回到上古，尧、虞、舜的“大同”时代，都是这个意思。
撰文_章伟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