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之前的周玉亮，几乎可以用佛系形容。
13年大学教师的经历，养成了他简单、不喜欢应酬的生活习惯。工作之余他最常做的事情是傍晚和儿子坐在家门口的公园讨论，“今天的天空上有乌云飘过，而昨天，在这个位置上的是晚霞。”
他几乎没有存款，对未来最大的规划就是，“我们家有两套房子，儿子长大了卖一套就够他读书了。”
这种随性的生活在2016年被颠覆。这一年年底，他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去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另一个是前往联合国开发署工作。
这两段经历，让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局限”。比如，为保持公益的纯洁性，他曾表示“不接受商业赞助，也不冠名”。随着视野的开放，他内心的“绳索”逐渐松绑。纯洁与否的“纠结”，不再那么重要，“做的事情如何能够更有价值，给更多的人带来意义”成为首位。
“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见识增多之后的周玉亮，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无知”，并希望能够保持“无知者”的心态。
带着这些改变，他返回成都，重新规划爱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爱思青年）的未来。
寻找更多答案
创办爱思青年之前，周玉亮是四川师范大学的一名英语老师。
他1994年进入这所大学，之后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到2014年辞职之时，他在大学里待了20年，也跟年轻人打了20年交道。
这么多年里，教育方式的固化和成功标准的单一，一直困扰着他。
“学校教育往往就等于标准答案的教育，考试对于学生就是标准答案的考核，极少鼓励人去思考。”教学中，他经常感受到诸多条条框框。至于学生毕业后的人生选择，更是让他感到单一到缺乏想象力，“大都是考公务员或进外企，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就是最好的选择，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就等于成功。”
他想要作出一些改变，让自己的学生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课上，他分享自己喜欢的动画片，把BBC的纪录片当“教材”；课外，他和学生一起创立 “爱思英语网”，将其打造为英语交流分享平台。2009年，爱思英语网开始做线下活动，召集热爱英语的人和在校大学生，定期举办英语沙龙。
沙龙吸引了外企白领、海归、艺术家等成都各领域的优秀青年，然而，一个变故让周玉亮看到了更多的问题。一位经常参加沙龙的年轻人因为创业未果等各种原因，患上抑郁症后自杀了。周玉亮痛心不已，开始正视青年人的生存困境。
他发现，焦虑、郁闷、盲目地忙碌是大多数年轻人的常态，而“成功学”是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之一。“当财富成为唯一标准，绝大多数人是很有挫败感的。对于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未知的好奇其实更重要。某种程度上，对‘所谓成功’的‘已知’，甚至反而成了这些孩子最大的障碍。”周玉亮想通过改变青年人的思想认知，来改变他们的这种“生存焦虑”。
2011年，逐渐意识到“思想比语言更重要”的周玉亮把英语沙龙改造成了全球风靡的TEDx模式，并与台湾公益人亘将合办了“爱思塾”（全称“爱思塾青年文化交流中心”），开始做思想聚会。
思想聚会定位为“多元发声、跨界交流”，旨在“启迪青年、影响未来”，每期拟定一个主题，请6位身份背景各异的嘉宾做不同解读。聚会不提供答案，只提供不同的视角，鼓励年轻人去看，去体验，“慢慢再去寻找自己想做什么”，向年轻人传递“人生没有标准答案”的认知。
“楼下在卖肉卖菜，楼上就在搞思想聚会。”第一场思想聚会在成都玉林菜市场楼上的武侯区青少年空间举行。伴着市井嘈杂声，原是西方哲学硕士的意大利“怪人”与听众分享自己为何研究中医；用一年时间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的美国女记者讲述自己的见闻……
“那是一段被热情和理想鼓动的时光。”周玉亮回忆，当时的爱思青年以志愿者团队形式存在，几百元租一个场地，一两个月组织一次聚会，结束后请嘉宾到街边吃一顿火锅，“几乎没什么成本”。
不少人受到思想聚会的影响。“比如川大图书管理系一个女生经常参加我们的思想聚会，看到很多榜样后，大三大四时她就做了一个项目，发挥她的专长，去服务监狱里的女囚。她精心挑选一些书目，通过阅读治疗的方法，和女囚进行交流。”
李晓萌是四川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专业的研究生，一度非常迷惘。所学专业知识令她感觉没有用武之地，同时父母希望她能考公务员，而那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参加爱思青年的活动后，她渐渐找到一些方向。
“最大的改变就是我敢去尝试之前不敢做的事了。之前很害怕跟人交流，绝对不会主动参加活动，但现在我成了行动派，觉得与其迷惘，不如力所能及做点什么。”李晓萌发起过一分钟实验室，协作过爱思青年说、青年小客厅、开门计划、城市创想等项目，并成为青年小客厅长期协作专员。
这些年轻人的成长给了周玉亮极大的鼓舞。2013年，成都市为公益组织的注册提供了一系列的便利，爱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获准成立。次年，周玉亮从大学辞职，专职从事公益。
“不知道”
全职做公益之后，周玉亮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从不知道做什么，到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从不知道什么是敏感的，到不知道人性有多复杂，我越来越知道自己的无知，也越来越了解到自己的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