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正式注册后,部分核心志愿者转为工作人员,工资、社保、办公室租金等等各种硬性支出接踵而来。周玉亮的头瞬间大了。
一位朋友的一大笔捐款,帮他度过了这次危机。“这位朋友当时我也只见过两三次面。他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参加过类似思想聚会这样的活动,对他个人成长与人生发展有重大影响。”
周玉亮开始反思,公益不仅仅是“理想与情怀”那么简单。他尝试发起寻找“公益伙伴”的模式,摸索筹款之道,同时也思考一个问题:爱思青年除了思想聚会,“还能做什么”?
“让年轻人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可能,这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搭建青年与社会创新的桥梁,鼓励青年人自己发起项目,培育相互欣赏、彼此合作、共创卓越的社群。”
2014年始,周玉亮将思想聚会分为城市版和校园版,同时爱思青年启动青年小客厅、城市创想等项目,并结合研习营、工作坊等形式做青年人的能力建设,让年轻人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参与社会创新实践。
2015年底,周玉亮收到一位名叫卢越的女士的邮件。卢越是攀枝花人,生活在深圳,几个月前曾专程去成都参加了“野新”思想聚会。“在深圳待的时间越久,对攀枝花就越有感情,希望可以把这些活动和讲座带到攀枝花。”她告诉周玉亮。
4个月后,攀枝花市爱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成立。成都爱思青年不定期提供线上培训,输送项目标准化流程,帮助其提高工作能力,并给予少量资金补贴。
以此为契机,爱思青年开启了“城市计划”。通过品牌授权的方式,把爱思青年推广到更多地区,招募城市合伙人。重庆、绵阳、乐山、贵阳等地爱思青年城市小组先后成立,源源不断地将思想聚会、城市创想、青年说等带给在地青年,并与在地青年持续开展共创。
明月村即是爱思青年以公益与社群的力量参与乡村发展的一个案例。明月村位于成都市蒲江县,距离成都市区100多公里,为改造当地产业模式,当地政府采用了共创的模式,爱思青年作为公益机构的代表应邀参与其中。
在明月村的发展过程中,爱思青年贡献了公益理念、社群资源和传播思路,为明月村带去投资者、创意人、体验者和传播者。参与明月村共创的新村民(来自城市的文化创客)当中,有相当比例来自爱思青年社群。
为了让两岸的乡建者知道明月村的存在,爱思青年发起了为期12期的明月讲堂,邀请了台湾南投县桃米村、河南信阳郝堂村等相关负责人分享乡村建设经验。明月讲堂的最后一期是在北京798创意园举办的,周玉亮认为,如果798代表都市的文创聚落,那么明月村则代表乡村文创聚落。
现在,思想聚会依旧是爱思青年的标志性品牌活动。近7年间,爱思青年举办了城市大会23场、校园版80余场思想聚会,讲者阵容保持着“豪华”水准。“黑暗中对话”全球创始人安德烈·汗尼克、《三联生活周刊》名誉主编朱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栓科、建川博物馆聚落创办人樊建川、水立方中方总设计师赵晓钧、大爱清尘发起人王克勤、人像摄影师肖全等六百多人,先后成为思想聚会的嘉宾。
公益2.0
2016年,接受一位听众的邀请,周玉亮前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深圳校区给蔚蓝班的EMBA学生作公益分享。之后,在他们的鼓励下,他参加了当年的EMBA考试。然而,年底收到录取通知书并获得半额奖学金的他,被30万元的付款通知吓了一跳,“我当时的存款就一万多。”
为了凑集学费,他写了一篇名为《一封特别的录取通知书,也许会开启我一段崭新的旅程》的文章,预售自己未来两年的时间。他最终筹得10多万元。另有两位好友各赞助了一笔钱,再找别的朋友借了一些。
这段周折的凑钱经历,让周玉亮对自己“佛系”的个人财富观产生动摇。而成为“周玉亮同学”的日子里,他很快地察觉到自己之前对公益与商业之间关系的理解,同样过于“封闭”。
2016年之前,爱思青年基本上依赖于捐赠,同时为保持“公益的纯洁性”,“不接受商业赞助,不冠名”。
在商学院的系统学习让周玉亮有了新的认知。经过数百年的演化,商业和公益的边界已经开始渐渐模糊。从中欧同学的经历里,他看到“一些商业机构解决社会问题比公益组织还有效”,比如做生态修复的蒙草,做人工皮肤修复的兰度生物。而在海外参访中,他看到更多用商业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案例,比如为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优质教育的Bridge International,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所倡导和创办的一系列Social Business……
公益界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令周玉亮警醒。在他的观察里,一些公益人选择这条路往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需求,或者是为了实现自身既定的某种理想,所以其行动方式的设计通常不是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核心,而是“我要去做什么事”“我想去做什么事”,在这样的理念下运行的公益组织和项目很难持续发展。
2018年秋,读完中欧EMBA的课程,结束联合国的工作,周玉亮回到成都。
他首先做了一个决定:不参加腾讯99公益日的筹款,要让“爱思青年成为不依赖于捐赠而存在的机构,以共创的模式运营”。他指出两点原因,第一,依赖捐赠有很多弊端,手续非常繁琐,“要准备非常多的材料”。第二,如果机构基于捐赠而存在,团队的薪酬一定是偏低的,“别人捐赠来的钱,怎么好意思给工作团队和自己拿很高的工资?”
周玉亮认为,爱思青年要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排除和商业机构合作,或者开发一些收费项目。“收费还是免费”不再是他的困惑,在他看来,这些是可以设计的规则,也完全可以和政府、企业合作,“我只需要确定的是这个东西的内核是我在把控”。
他也学会了聚焦,开始做减法。“过去做了很多项目,我们要砍掉,可能只保留两三个品牌项目,把它们专业化,关注的领域要收缩,在服务能力上持续地做,而不是说天下大事都要去掺和一下。”他总结爱思青年的核心价值为三个关键词:启发青年、培力青年和链接青年,将视野聚焦在教育、环保、乡村建设和文化四个领域。
对爱思青年,他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创建一所开放的、打破学科边界的,基于项目的、强调在实践中学习、成长与共创的未来大学。
同时改变的还有言语和行为。从前周玉亮语速极快,现在他害怕“说多错多”,常常一边讲着话,一边在脑海中提醒自己“切勿指点江山”。他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依旧“困惑”,依旧敢于面对自己的“无知”。最近他在看《终身幼儿园》,他非常喜欢这本书的书名,“终于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承认“无知”需要勇气,周玉亮偶尔会拿18岁的自己进行自我激励。
18岁时,他从四川一个乡下中学考入大学,入学不久即当选班长,但一个月之后他选择了辞职。他清楚地意识到乡下来的自己并不能领导城里的同学,比如班级团建,“我的想象力可能就仅仅停留在拉个横幅,买几袋瓜子,开个联欢会上面。我不知道还可以做读书会,英语角,或者话剧演出。”
当年这一近乎残酷的清醒,让他真正得以成长。关于爱思青年的未来,他希望自己永远可以如18岁一般,随时还能够对着自己“开枪”。
撰文_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