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资在众多国企面临巨大改制压力的情况下适时介入，帮助国有资本在充分竞争领域顺利退出。这样的“国退民进”，恐怕并不逊色于很多地方出售国企只重视外资的效果。

　　近期，就有浙江富豪庞宝根完成了对资产总规模超过10亿元的湖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的收购，一口气吃下了后者所属12家企业。这一堪称“国内建筑业界规模最大的并购案”，实际上不过是浙籍资本在湖北“遍地开花”的一个缩影。

　　身在北京，记者对类似民资收购国企的现象所遇不多。目前看来，此前媒体热炒的温州资本组团进京考察国企的洽谈会似乎也是合者寥寥。为何在地方上早已司空见惯的企业市场化收购行为却在北京难以推进？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对温州进行了走访。

　　在邱国宁的办公室，记者依次将面纱揭开。邱国宁，长宁电器的董事长、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常务副会长，也是此次考察团代表之一。

　　“时代已经变化了，温州资本需要更加高科技化。我们有原始积累了，需要寻找投资机会，但北京之行的结果，就算不是大失所望也是不尽如人意的，我的意见可以代表此行温州的大部分人的想法。”邱国宁向记者抱怨。

　　北京之行怎么了？为什么跟此前媒体普遍报道的有出入？

　　“第一，在项目推介书中有200多家企业，从不动产所有权来看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出让，一种是划拨，还有就是租赁。85%以上都是划拨，只有2%-3%的项目是出让，这和我们温州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温州商人都喜欢‘出让’，从产权结构来看，‘划拨’对我们不合适，将来可能会有事情说不清楚。

　　第二，从股权结构来看，没有一个项目的股权出让在49%以上，温州人喜欢控股，这和我们的想法也不一样。

　　第三，国有企业亏损可能由于管理不善、经营不当造成，我们可以引入民营观念，把它扭亏为盈。但是，有些企业负担很重，好几百人的退休职工都要妥善安置到老。温州的民营企业肯定不愿意把所有的职工全部留下来。”邱国宁向记者娓娓道来，

　　“总体来说，我并不看好这些项目，北京的水很深，很多环节难以搞清”，邱国宁总结了他北京之行的感触。

　　也许慎于跟国企合作的邱国宁所言有些偏激，于是，记者向洽谈会的组织者——温州市投资协会求证。

　　温州街头的某个咖啡吧内，迫于记者的逼问，该协会副秘书长薛梦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事实上，本次进京的温州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北交所请过去的。近些年，类似的活动不少，河南的开封，辽宁的营口……每个季度都会有一两次，是经常性举办的。一般都是当地市政府直接对接，几乎全部费用都是由当地政府来出。而这一次北京之行，主要是北京市国资委委托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由于不是政府行为，我们要负担来回的机票”，薛梦似乎另有一番苦衷，但未免有些许跑题。

　　言归正传，薛梦对记者表示，“近半年来，北交所携包括中关村高科技项目等在内的180个项目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上海等地举办推介活动，入浙招商，只是其中的一站。可以说，温州企业家最初的反应是比较快的，而且较为高调，想去实地考察一下。”

　　究其动机，薛梦解释，“垄断导致价格的扭曲，而行政审批会产生利益空间，温州资本正是看到这样的获利空间才会行动，温州商人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市场手段将这种体制的原因消化。”

　　但为什么北京之行后应者寥寥呢？看出记者所问意图，薛梦继续阐述道，“温州的经济是草根经济，技术含量低，成功的商人都是从底层打拼出来的，文化程度不是特别高，自身的意识、经验也决定了他们的投资行为。从这一点来说，温州企业家希望投资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投资上特别喜欢自己说了算。”

　　显然，薛梦的回答将矛头指向了北京国企项目的产权和股权问题。

　　北京国企的行政垄断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改制工作较其它地方的企业晚很多。所以，观念上的守旧造成了现代企业制度难以建立。

　　“上海大众规模很大，吉利李书福不是也活得挺好吗？沃尔玛是零售航母，我们门口的小卖店不是也在开吗？不同的经济体有不同的结构，产生不同的功能，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有竞争是好事，为什么要限制民资发展呢？官办的一定比民办的好吗？隐藏在背后的是利益，说不出口的也是利益”，对于行政壁垒，薛梦讳莫如深，但已不愿再谈更多。

　　结束温州之行，记者感触到的是民营资本的活力，那种与生俱来的市场洞察力。随后也翻看了一些资料，诸如“北京国资管理者在力劝温州企业把目光放长远一些”，言外之意，企业改制必须渐进，民营资本需要有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