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明｜文

　　最近好像越来越不敢说话了。

　　前段时间有人问：你对陈晓的事儿怎么看？

　　最近有人问：你对马云的事儿怎么看？

　　我的回答都是：说不好，再看看。

　　因为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情貌似信息很多，到处都是各种媒介的报道、分析和讨论。但从记者的角度来看，其实来自直接利益相关者的正面信息太少，根本不足以做出客观正确的判断，因为往往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就足以解释很多匪夷所思的决策。正如一则寓言所说，一个小和尚在做粥的时候，看到一片灰尘落入粥锅，赶忙用勺子把灰尘舀起，他又不忍浪费粮食，于是就把舀起的有灰尘的粥喝了。恰好此时，方丈路过，以为小和尚在偷粥喝。在这个故事里，一片灰尘，就足以改变事情的性质。而在复杂的商业社会里，又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灰尘”呢？

　　我的这种“不可知论”容易让人怀疑追求新闻真实性的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相信时间的力量。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关注和研究，不完备的信息也会指引我们拼出正确的答案。如果翻看一下《美国对华情报揭秘档案1948-1976》，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个直观的了解。“文革”期间，美国情报机关在华的情报网络几乎全部瘫痪，他们的主要情报来源来自往来中国的外交人员、游客以及逃到香港的“难民”，还有红卫兵的报纸和大字报。这些信息散乱，也很难证实。例如有一则1966年4月15日的情报是这样写的：“一位（不知名的）波兰外交官4月9日说，毛泽东于4月初在上海做了喉癌手术。这位波兰外交官是从一位曾参与会诊的、在上海的波兰医生那里获得这一消息的。”

　　然而，就是依赖着这些散乱有限的情报，中情局依然可以对中国当时的情况做出比较客观的评述，对中国的未来发表有前瞻性的预见。例如在“文革”刚刚开始，对中国造成的破坏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的时候，中情局就预言“一旦毛离开了政治舞台，相信毛主义的很多教条和实践都可能随之而亡。这不仅仅因为它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声名扫地，而且因为他们不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日益明显的现实。”

　　对比一下中情局的操作模式，就基本上写出寻找问题答案的方程式：

　　答案=足够的时间+足够的信息+专业知识+分析思考。

　　在当今这个媒体高度发达的环境里，对于一个成熟的记者来说，这个公式中的所有条件都是具备的，唯一的决定因素就是时间。但恰恰是时间，让我们不断地去接近事情的真实样子——回头看看公众几年来对牛根生和史玉柱的评价，就是最好的例证。

　　涉及到人和公司的前途，我越来越不敢妄下定论，但在我脑子里，其实有着很多问题，大概都需要几年甚至10年才能有清晰的答案。例如：

　　马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Facebook是又一场革命还是又一场泡沫？

　　京东商城会成为中国零售业的霸主，还仅仅是另一个冒进的PPG?

　　万达的发展模式真的是商业运作的奇迹吗？

　　比亚迪的电动汽车真的能成为汽车行业的颠覆者？

　　海尔和华为会不会成为基业常青的企业？

　　真的会有中国管理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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