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守谦
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夕对日本实施的核攻击,不但彻底终结了太平洋战争,而且以其超乎以往的巨大能量震惊了世界。中国作为相距最近的交战国之一,对核弹威力的感受尤其真切和强烈。核弹带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日寇投降的捷报,也包括对核能科技以及中国科研体制的认识与检讨。
聚焦原子弹
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的次日,消息即在中国各大主流媒体上疯传。其史无前例的破坏性令中国人无比震惊。“素来不讲究科学的中国,这次也为原子弹的惊人功效所震眩。一月以来,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不分老少,大家都在时常谈论着原子弹,连苏联进军东三省后进展如此神速的奇迹,也为原子弹所掩盖。”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当时正在出席中国科学期刊协会第二届年会。他在会上这样形容媒体对原子弹的追捧:“现在报章偏重政治、经济,忽略科学新闻,遇大事件如原子弹,则刊载特多,其他则视若无睹”。
国人之所以如此关注原子弹,既是因为媒体对广岛、长崎被炸惨状所进行的极富场景感的描述,也与其对中国战局的巨大影响有关。核爆炸仅仅一周,日军即宣布战败投降,浴火沐血、艰苦卓绝的持久抗战遽然结束,这使国人对原子弹的威力感触至深。负责战后经济接收的国民政府官员邵毓麟回忆说,“对日胜利,随着原子弹的闪光,如疾电般的‘袭击’我们,连迎接胜利的准备时间都没有,因此对收复区的接收工作和政务工作,政府在事前没有建立制度,研究计划,更谈不上人员的训练。”
除了原子弹在日本显示出的巨大破坏性之外,核能武器化对于未来战争模式的改变也是舆论焦点。“报纸杂志,不断有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发表出来。”国统区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原子的爆炸力与铀的动力控制与使用,直到今日终成事实。这一事实,是科学的大进步,也是武器的大进步……将促成科学与军事的革命的变化”。该报援引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话,称“新式原子炸弹”是“‘具有宇宙间基本力量’之革新武器”,并且预言原子弹爆炸将对科技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这例将要使战争方法革命,或竟足以消灭战争的新武器,指示着人类顷又进入物理学新世界”。
远在北方腹地的延安,并没有因为信息传播手段有限,而孤悬于原子弹冲击波之外。《解放日报》在头版刊载文章,称原子弹为“战争技术上的革命”,并以回答读者来信的方式,介绍了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及其作用。原子弹也是延安自然科学院最为热烈的日常话题之一。常青山在回忆录里说,“那时人们是很关心时事政治的,思想也是十分活跃的。如对美国原子弹的争论……”,几乎全院师生都群起参加。
在对原子弹的武器功用表达了足够多的新奇之后,舆论开始转向它的技术原理,甚至对核能利用的前景进行了大胆预测。1945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刊文指出“关于‘原子能’在工业上的应用问题,我们相信,在战后一定会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两天后的《中央日报》也以采访物理学家的方式,向公众解释了原子能与原子弹的联系,即“激发不稳定的235U分裂,无数原子分裂有极大威力,原子能的利用缩短了战争”。
核能研究热
各大高校和中央研究院的专家也开始四处宣讲原子能的原理与利用前景。物理学家施士元到处赶场,先后在资源委员会及其属下的工矿企业及军事单位,宣讲原子能与原子弹的原理。1945年底,化学家卢嘉锡返沪之初,即被高校和社会组织邀约,结合结构化学对原子弹的结构与原理进行宣讲,为此还被公众送一绰号——“原子弹”。1948年,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的钱三强、何泽慧伉俪回国。应中央研究院和上海市立科学馆和中国物理学会等邀请,二人多次宣讲“原子能科学之近期进展”。
俞思聪是对于核能研究和利用最为热心的民国科学家之一。在俞看来,相关实验已经“确知235对于分裂作用特别敏感,他分裂时所释放的能量等于燃烧同等的煤产生能的五百万倍”。“假如我们在纯铀中加入适量的铀235,便能减低分裂的速度,成为实用的燃料。将来的原子燃料将为这两种铀的合金,那么只要一小块的这种合金,装置在一个家用的小巧玲珑的机器里,冬暖夏凉的动力,就可用他来供给了。将来我们的汽车也将遗弃聒噪的内燃机而代以静恬原子动力机。而且制造时可将这车一生所能耗费的燃料预先一起装置在车上。什么油站、油库、油箱都用不到了。火车、轮船、飞机的燃费都将大大地减削,交通工具大大进步,旅行可以便利而经济,一切生产因动力成本减低,产量大增,品质优异,人类生活水准当可日趋提高。”
与原子弹和原子能相关的学术著作,也成为不少学者和机构编著和译介的对象。据青年学者王洪鹏统计,自1945年8月至1949年间,包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国防部第六厅在内,各种官方机构或学者共编著或翻译《原子弹》、《原子能与原子弹》、《原子能研究》、《原子能论丛》等41部图书。章康直翻译的《军用原子能》一书,还收录了已经解密的美、英和加拿大等国政府有关原子弹研究与制造的最新报告。
或许正是出于专业人员对核能开发难度与风险的了解,大夏大学教授陈岳生在其书中不但阐述了“纯粹学术性的研究——原子核物理学”和“有利人群的效果——工业及医学方面的应用”的大致概况,而且单辟部分章节,说明原子武器“有害人群的效果”。陈对原子能的前途相对悲观。在他看来,铀矿只占地球的百万分之六,即便其他元素可以作为原子能源,核能开发前景仍然黯淡。基于当时的核能技术进展,陈否认人类利用核聚变的可能性。他认为,“利用氢元素的聚变以求原子能的释放,也像太阳上的过程一样,这在地球上是一种永远做不到的事情”。陈把核能视为潘多拉宝盒,虽然充满诱惑,但一旦打开即后患无穷,因为“原子能可与煤竞争而为能源,须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最初的应用或许在舰船及潜艇方面。由此可知,至少在十年之内,原子能的应用将专限于军事方面。这种情形实在是很危险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陈岳生反而认为,“原子炸弹与原子能对人类的最大益处”,不是耀武,而是止武,即“使人类彻底了解,侵略性的战争有绝对消除的必要”。地理学家竺可桢获知核爆消息后,也在日记中写道:“知原子弹效能之大,则威力为Atomic无疑,从此日本或可早日投降,而世界恐更多事,战争益更可怖矣。”
除了核能武器化和原料不足两个问题,中国学者也对科研组织能力和成果转化机制能否满足核能开发要求颇为忧虑。在学者俞思聪看来,“原子炸弹之发明乃盟国科学家、工业界、劳工界及军队数年来协同工作之结果”。学者章康直特别告诫国人,原子弹是在“科学界近数十年来对于原子物理学化学上至理论与实验”的基础上,“召集全美第一流科学界工程师,复益以他国在美学者之匡助,及英国与加拿大之合作,藉美国卓越之科学与工业设备,动员科学工程人士达数万人,尚历时六载,耗费逾二十万万美元,始抵于成”。中国缺乏其“组织能力与合作精神”,唯有改善“民知”,“扶植科学教育,发展基础工业”,才能有所突破。
学者们希望借助广岛核爆炸的强大效应,对中国文化和政治上的积弊来一次彻底的荡涤。竺可桢在《科学》杂志上刊文指出,“我们提倡科学已近80年,而仍有人主张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或类似的谬论,希望原子弹之发现能打破这班人的迷梦,而使中国入于光明灿烂的境界”。任鸿隽也认为,“此次世界大战,以一原子弹之威力,使战事提早结束,则科学对于抗战之重要,既以事实为之证明。”他希望当局能将发展科学设定为“今后十年二十年国家首要政策”。
核能政治化
核爆炸的冲击波,甚至引发了对于战后政治民主化的讨论。由于学者在核爆之后知名度大增,他们参与时政的决心和勇气也被激发出来。1946年内战之初,有人发表文章《一个任务,一个领袖》,对南京政府的内战政策表示声援。该文在回顾美国制造核弹的过程后提出,“现在中国科学这么落后,科学家这么少,尤其是政治这么不理想,我们要想达到能制造原子炸弹,能利用原子能的目标,这条路是多么长啊!”“我们国家的行动,需要一个领袖,并且只要一个领袖”,即集权才能托起国力。随着内战加剧,权力对知识界的干预越来越强。两年后,学术民主化的呼声开始增强。有人刊文称,“过去是以科学自科学,民主自民主……彼此便像风马牛不相及的。有些人更强调着学术语政治的独立性……时至今日,他们便发现科学与民主原不是两回事,彼此原始一个根源上两条连理枝。只要看原子能的研究如何为少数人所独占(听说这一方面的研究,事先都得军部的批准),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便显然了。没有政治的自由,就没有研究的自由。没有研究的自由,科学迟早会窒息的。”
对于核能开发的问题,国共双方尽管龃龉不断,但反应都极为积极。正如英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所说的,“自从广岛、长崎被炸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曾面临如此近的核威胁”。两党对核能领域的深度介入,不仅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双方基于战后中国主导权而进行的斗争。
从1945年秋开始,南京政府就着手选派学者,赴美学习与原子能相关的科学。由蒋介石特许,军政部部长陈诚和兵工署长俞大维筹划,李政道、朱光亚等人先后到美国接受核物理教育。除此之外,国民政府开发核能的努力都先后失败。中央研究院曾试图延聘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佐藤秀三等日籍科学家,从事核武研究,但由于遭到部分研究人员反对和社会舆论压力而作罢。钱三强、梅贻琦和胡适等学界翘楚,原拟由北大、清华等名校合作组建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但尚未成事即遭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干预,加之人力物力不继,合作不畅,最终未果。蒋介石还曾批拨50万美金,由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劳伦斯来华协助建造加速器。但直至内战结束也未见到账。很显然,一直忙于抗战和内战的南京政府,确实不具备研制核武所需的组织能力和国帑支持。
与此相反,中共方面也在为开发核武做着缓慢但卓有成效的准备。旅美华裔学者林中斌认为,早在1944年,中共情报网已获知美国正在制造“超级炸弹”,并在抗战结束后,系统性地吸收海外中国核科学家和火箭专家回国,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新中国核武专家的钱三强、朱光亚等人。《国际防务评论》报道说,“在新的武器首次使用和关于德国V—2型导弹情报在战后透露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很清楚,这些新技术将对他们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他们决定招募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一直受到西方技术的培养,并可能参与了导弹或核武器计划”。
来自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甚至波及到了“二战”以后的中国政局。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试图对中国实施核讹诈。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应该“让共产党当权者明白,若(停战谈判)没有令人满意的进展,我们打算果断地不受禁止地使用核武器,并不再承担将战争限于朝鲜半岛的责任。……在印度及台湾海峡地区,在板门店停战谈判中,我们慎重地暗示了我们的意图。我们肯定这些话一定传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耳朵里去”。国务卿杜勒斯也曾对其英法同行说,“我们之所以能赢得停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准备打更激烈的战争。我们已向战场送去投掷原子弹的装置……中国共产党通过他们的良好的情报系统了解到了这一情况,实际上,我们极愿意他们知道。”
尽管由于斯大林突然病逝,中苏决定加快和谈和停战,美国的核讹诈未能奏效,但其有意无意透露出来的暗示显然令中国人印象深刻。1964年,中国依靠政治体制所赋予的强大组织能力,最终取得原子弹试爆成功,并在民用核能领域逐步取得技术突破。这其中,既包含民国政府派人留美学“核”的苦心孤诣,也有着新中国在政经领域改善研发环境的筚路蓝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