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 an expert on VC investment, Liu Xiangdong has majored in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VC for ten years with unique insights and good understanding on screening and choosing early venture projects, especially on helping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liberated from the bondage of technology to open market。 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the reporter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Magazine interviewed Mr。 Liu Xiangdong, the former General Manager of Hitech investment Ltd and the founding partner and board chairman of ZKD capital in Tianjin High Tech Zone。关于创投模式:创新实践与冷思考
2007年1月,刘向东从天津海泰控股集团战略发展部调到专司中早期投资的天津海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一把手,那时候的海泰投资,虽然已经经营了10年,但在整个海泰集团版图上并不大,注册资本仅1000万元,投资总额不足3000万元,仅相当于当前中等规模的一家投资管理公司。在中国,但凡做开拓性事业的人,其成功的核心要素,依古人语,须天时地利人和;按今人说法,必是在对的时间里找对人做对事。
2007年,对走马上任海泰投资掌门人的刘向东来讲,可谓天时地利人和。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被国务院定位为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依靠国家给予天津滨海新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一系列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天津市政府把直接融资作为先行先试的首选领域,下大力气创新,不仅成立中国首个产业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还于2007年搭建了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简称:融洽会)大平台,鼓励私募股权基金创新。对刘向东来讲,入道正逢其时。他把在集团公司做战略规划的经验以及博士研究成果即战略领导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带进海泰投资,用三个月时间梳理发展战略。
首先,明确了海泰投资的战略定位。他将海泰投资未来发展的高度定位为做天津、华北,乃至全国的知名投资机构。将海泰投资的发展方向定位为在区域经济中发挥引导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与国有企业投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设立市场化投资基金、培养队伍,创造更大价值。他说:“因为海泰投资是国有投资公司,国有资金不完全以追求效益、价值增值为最大目标,所以,培养区域企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并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则是海泰投资的目标。”
其次,有计划、有目的地打造一支投资管理团队,让企业价值增长与员工成长同步。
第三,由团队来执行海泰投资战略,形成由政府引导,市场为主体的投资基金。
2007年6月,海泰投资创新的中外合作平行基金——海泰戈壁基金亮相首届融洽会。刘向东告诉《国际融资》记者,“创新这样一个基金模式,是因为双方熟悉程度不够,但是做基金首先需要人和,于是提出了一个平行基金模式,即“他公司的资金归他的基金,我公司的资金归我的基金,双方共同成立基金管理公司,由管理公司负责挖掘项目、论证项目,由共同的投委会评判后,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各自再用各自的主体进行投资。”
同年,海泰投资和深创投合作成立了海泰创新基金。“与海泰戈壁基金不同,海泰创新基金是国有背景下的两个大型企业集团成立的基金,结构相对简单,当时有限合伙法还没出台,就做了一个有限投资公司,双方共同管理公司。由于双方领导理念相差较大,投资上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基金对项目投资的进展并不理想。”刘向东说。
2009年末,海泰投资又开始与美国优点接触谈合作,由于美国优点是外资投资企业,海泰优点基金创立必然是中外合作体制,由于这个中外合作非法人制基金申请科技部的引导基金尚无先例。刘向东一次次地跑科技部、财政部游说,天津滨海新区金融先行先试政策优惠产生发酵反应,最终海泰优点基金拿到4000万引导资金。这是刘向东认为比较满意的合作基金。
而院地合作采用的是以滨海高新区财政出资直投中国科学院落地项目、海泰投资管理的模式,充分展示了海泰投资团队的投资管理能力,其投资的中科曙光、中科遥感、中科理化和中科蓝鲸四个早期项目的发展业绩很让刘向东自豪。
根据刘向东回顾,他当年为海泰投资设计的发展战略,是计划做10个海泰参股或控股的区域内基金,通过直投上市公司,形成市场化的基金,继而打破区域壁垒,形成投资公司主体和管理公司主体的匹配。“当时我计划做十个基金,但遗憾的是,在我任职期间,最终只做成了四个,只达到了目标的百分之三四十。”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