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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价值中国推荐 2017-04-13 17:38 英大金融2017年第3期 解读此文 收藏此文

  如能深入领会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实质,进一步聚焦关键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与改革,中国经济就一定能走出L型,迎来新一轮内生强劲增长。

  文  |  卢锋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政策名词或者口号表述变化,需结合实际经济情况深化对这一决策客观依据与科学内涵的认识。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把政策着力点聚焦到体制机制创新,更好发挥其引领国民经济稳中有进的政策主线作用。

   依据:应对经济环境三重调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有其客观依据,它是高层应对十八大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三重调整所做的重要决策。

  首先,与应对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困难有关。

  新世纪之初,中国经济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结构转型调整新困难。劳工、土地等要素价格上升,诸多部门传统比较优势下降。居民收入上升推动消费需求水平提升,与经历调整阵痛的国内供给体系不相适应,形成国内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局面,大规模网购及海外购物现象凸显这方面矛盾。十八大以后政府实施简政放权、鼓励双创政策取得成效,然而国民经济的供给侧变量对市场变化响应能力和灵敏度不足,派生“重大结构性失衡”情况尚未得到实质性改变。另外近年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在深度调整期对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产生积极作用,然而民间投资疲软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问题依旧突出。应对上述结构转型与增长动能问题,构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背景。

  其次,与应对周期下行阶段困难有关。

  不同于早先宏观周期通胀主要表现为CPI等增加值流量上涨,新世纪以来,货币扩张偏快带来的通胀压力更多表现为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飙升。过去两年,即便货币政策保持在大体中性或者“稳健略偏宽松”立场,房地产价格也可能主要由于土地供给垄断体制扭曲作用再次出现始料未及的急剧飙升。应对资产泡沫化及其派生的金融风险,不仅是经济周期景气扩张阶段的宏观稳定难题,而且成为在宏观周期不同阶段需要持续面对的挑战。另外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实施的大规模刺激政策,使得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经济过度扩张失衡调整过程短期逆转,也增加本轮周期调整的复杂程度。如何加强宏观财经纪律与硬化市场预算约束,在对刺激政策药方保持克制前提下化解上述失衡与风险因素,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又一现实背景。

  再次,与应对后危机时期外部环境调整有关。

  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发生“三重转换”:中国、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量的相对贡献,与早先历史时期美国、七国集团、发达国家大体发生置换。中国进出口经历“北降南升”的结构变化,主要发达国家增量贡献显著下降而新兴经济体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增量贡献显著提升。针对全球治理体系凸显“能力赤字”问题,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通过存量改革与增量创造两重机制,推动国际金融与经济治理结构出现活跃变化,英国脱欧与美国特朗普胜选事件显示,战后全球化持续推进趋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外部环境演变使得中国通过扩大出口分享发达国家更多市场,带动经济走出低谷的可能性空间收窄,要求更多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潜在产出增长率并释放持久的内需增长潜力。

  内外现实经济环境的演变调整,客观上要求经济政策在形势判断、工作决策、思想方法等方面出现系统调整。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决策调整呈现几方面特点:一是把供给与需求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加重视提升供给系统效率及其对市场变动响应能力;二是把改革与调控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加重视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的引领作用;三是把长期和短期更好地结合起来,在保持必要经济增速同时更加重视培育与夯实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后劲。

  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命题,是这个政策调整过程推进深化的结果,并体现其内在逻辑。

   内涵:体制机制改革和宏观再平衡

  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有一点分歧在于政府大量“调结构”政策是否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此可能会仁智互见,如何适当解读有待深入探讨。笔者认为,把广义“调结构”政策措施归结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使后者概念过于宽泛,减弱这一政策概念聚焦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的应有功能作用,因而需要对二者适当区分。

  观察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深度调整期形势特点,结合新世纪经济开放成长取得成就并伴随失衡因素的背景,笔者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包含双重取向或内涵。一是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好为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保障和助推动力;二是通过加强市场预算约束与宏观财经纪律,切实化解宏观经济周期扩张派生失衡与风险,有效防控调整阶段资产泡沫新风险因素。体制机制改革是直接含义,宏观再平衡是间接要求,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一重内涵强调必须力推关键领域市场化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才能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推进中国技术、产业、经济结构提升。以应对产能过剩难题为例,中国转型期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对属地企业仍存在超越市场经济原则的过度行政保护,使得企业即便失去市场自生能力仍难以退出,也不利于环境保护等方面执法落实到位,由此导致产能过剩难以化解与僵尸企业现象,不利于供给侧变量更好响应需求变动。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重新界定塑造政企关系与政商关系,通过市场、法治手段倒逼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退出,对退出过程面临困难的企业提供适当协助使其顺利退出,从而综合解决产能过剩难题并助推结构调整。

    第二重内涵在于,通过加强市场预算约束与财经纪律,严肃治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严肃应对资产泡沫化与过高杠杆化带来的金融风险,体现宏观再平衡要求与广义范畴的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从国内外经验观察,对上述问题消极回避或听之任之态度均不可取,采用大规模刺激措施也只能拖延和加剧矛盾,务实合理应对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重视发挥市场预算约束和宏观财经纪律作用,借助市场出清方式有序化解经济过度扩张与资产泡沫化带来的失衡因素与风险。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政策调整,一直强调宏观政策以稳为先原则,先后提出“三期叠加”、“经济新常态”等重要形势判断,体现适度提升总需求与不搞大规模刺激相结合的政策取向。提出推进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体现了高层意在侧重利用市场纪律来调节失衡与化解风险的政策取向。

    推进:关键领域突破

    2016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逻辑内涵的核心是改革,需进一步聚焦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通过加快推动关键领域改革突破性进展以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并助推结构转型。

    在治理产能过剩与僵尸企业时,要把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更好结合起来。不仅要采用行政手段层层分解指标,消减产能与减少僵尸企业,更需要重视改革完善市场经济环境下政企关系,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保护,更好利用市场出清机制打通僵尸企业退出通道,健全和加强产能过剩的市场调节机制。

    2016年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升,以自然试验方式显示现行政府垄断供地制度不利于中国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发展。要在实施房地产需求侧与供给侧短期必要调控措施同时,下决心加快改革中国城市商品房与建设用地行政垄断供地制度,相应加快改革中国现行农地制度,把拓宽房地产供地渠道与提升房地产供地弹性作为构建“房地产稳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与长效机制”的关键环节。

    要加大企业降税降费与保护产权政策力度,切实解决应对新形势下民营企业投资动力不足问题。近年有关讨论中对加大企业降税降费力度各方面已有相当共识,有关部门应以中央要求的立说立行、只争朝夕紧迫感加快设计实施相关政策。各类企业合法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多年前就已写入中国宪法,然而现实生活中用各种方式损害和侵犯企业产权事例仍时有发生,需要加大保护企业产权的政策力度,对“违背案例要查处纠正”,切实提振民营企业信心和更好发挥企业家才能。

    要优化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发展思路,深化改革户口管制,更好地释放城市化发展动力与践行共享包容发展理念;进一步减少和破除投资行政管制与行业准入管制,构建以总量和价格为基本政策工具的适应开放型市场经济环境的宏观管理体制架构;要抓紧实施农业和粮食流通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有效治理过度政策干预造成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和第四次粮食相对过剩困难,更好统筹实现粮食安全、效率与稳定目标。

    如能深入领会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实质,进一步聚焦并加快推进关键领域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而不是止步于采用需求侧或供给侧调控措施应对形势变化与困难,中国经济就一定能走出L型,迎来新一轮内生强劲增长。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K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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