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优势中的那块体制成本，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处境。拼高科技，暂时干不过欧美；论劳动力成本，印度优势凸显。夹在中间，中国如何杀出一条血路？
国际形势：外需萎缩，反全球化。
要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就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是在300人现在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
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不会干拉倒。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
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
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
所以，特朗普的出现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你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
老萨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的，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全球外需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对你影响就小。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
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是白穷了多少年，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近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
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