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引进外国人才有利于提升国际化水平并提升经济，但中国对外籍人士的政策相对保守，国际移民比例位于全球末端，未来可考虑对出入境等政策进行优化。

　　文/相惠莲

　　对法国人杰夫而言，现在的北京是个挺好的地方。他骑着随处可见的共享自行车抵达办公室，接起电话，熟练地用中文告诉物业人员，刚到的包裹需要暂存，并计划第二天预订一辆七座的商务车送几个孩子去顺义区的国际学校。由于要抚养五个孩子，他常常一次性购买100升牛奶，让快递送上门。

　　从1999年被一家跨国公司外派到中国算起，杰夫在中国居住了18年。“在美国你必须有车，哪个地方有这里这么方便呢？住在这个城市效率很高，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去年起，杰夫离开原来长期工作的通信行业，尝试创业开发空气检测和预报设备。尽管严重的雾霾已成为引发人们不满的社会问题，他却显得颇为淡定，对他而言，北京的空气质量在转好，相比中东、非洲、印度等地区也没那么糟糕。

　　中国不是杰夫的第一站。在法国出生的他，毕业后即选择到芬兰工作，他抗拒当时法国公司内部的普遍氛围：花时间熬成经理、高级经理，过分论资排辈，年轻人缺乏机会。“在中国，如果你很不错，‘咻一声’就能上升。”他说。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都以人口输出国的面貌示人，前往海外是一些精英的努力方向，但如今故事迎来了不同的走向。大国间的人才流动是常态，像杰夫一样为了机会来华的外籍人士不在少数，中国的各级政府也竞相推出各类人才引进计划，人才单向流出的格局正在改变。不过，大门打开得还不够。

　　取得就业证不易

　　29岁的尼泊尔人Buddhi是来华留学生中的一员，借助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他四个月前才首次来到中国，由于当过大学教师和记者，他对中国情况了解颇多。

　　在Buddhi观察中，中国是尼泊尔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近几年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大幅增加，也有许多同胞在中国从事商贸工作。他计划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归教职，并成立一所智库，帮助尼泊尔人和南亚人一同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教育走向现代化的方法。

　　对外籍人士而言，长期居住在中国无外乎是学习、工作、作为专家被政府引入，或随家属一同迁移等。其中，与Buddhi类似的留学生群体相对庞大。2015年来华的留学生总计近40万人，多数来自亚洲。不过，学历生占比46％，更多人前来参加短期语言培训。

　　根据人社部数据，2015年有24万外籍人士在中国持有就业证，这一数据不包含短期来华出差和非法就业的人口。由政府引入的专家数量并不确切，从出入境的数据看，2015年约有62万余人次的外籍专家来华。

　　绝大多数外籍人士扎根在大城市中。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在中国境内居住最多的外籍人士来自韩国，其次为美国、日本、缅甸、越南等。这些外籍人口最常居住在广州、上海和北京。

　　2000年到2013年期间，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增长了超过50％，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数量仍不算多。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数据显示，2013年，美、德、英、法等发达国家的移民人口比例大多超过10％，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均超过20％。亚洲国家的移民人口偏少，日本和韩国的比例均低于3％。在中国居住的外籍人口仅占总人口的0.06％，属于全球后位，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

　　近五年，外国人出入中国的人次有所下滑，从2012年的5435万人次降低到了2015年的5192万人次。2010年至今，在华拿到就业证的外籍人口数量始终徘徊在24万左右。

　　相关政策在收紧。外国人求职招聘APP“老外快线”的创始人杨星称，市场对外教的需求始终在上升，月均工资从1.2万元左右涨到2万元左右，就业人数却没有增加，原因是就业审批很严，2015年起更为严格。

　　2016年，湖北规定来华外籍语言教师原则上应来自母语国家。湖北省外国专家局人士解释称，来华工作的外籍语言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部分来自非母语国家的外教影响了聘外单位的语言教育水平和质量，新规将使外教引进工作更加规范。

　　“对外籍人口最集中的需求在教育行业，此外餐饮、酒店等服务业的需求也偏多，物以稀为贵，这造成很多老外靠‘刷脸’在中国兼职，但这几类服务业受到严格控制，实际就业是最少的。”杨星说，制造业的技术岗位、管理岗位也需要不少外国人才，但由于这两年经济不景气，在中国经营的成本高，一些跨国公司把外籍员工调回了总部。

　　在北京一家企业工作的美国人艾伦有类似感觉。一些外资公司由于发展不好或撤离中国、或裁撤部分员工，身边的外国朋友比过去少了。

　　距离艾伦初到中国已经过去30多年，此前7年，他供职于上海的一家事业单位。他曾向新公司咨询过是否能在上海的分公司工作，那里空气质量较好，但被拒绝了。“我不愿意来北京，但工作机会在这里，才能让我再次回归市场。”

　　就业也不易

　　艾伦说，在中国获得一份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