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是老上海金融市场流通最易、数量最大的信用工具,最终却成为不能流通不能周转的呆货。
文 | 吴福明
1933年春,一位名叫斯巴克的外国地产商人在上海西人会计师公会演讲时,这样形容上海地产与金融的关系:“上海金融组织之基础,系建筑于房地产之上”,他甚至断言,上海的货币基础为地产本位制。
此言不虚!上海开埠后,在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紊乱的环境下,作为租界内土地运作的产权契据——道契(因由苏淞太道署盖印发而得名)大行其道,它等同金银与现钞,但比现钞更可靠。基于此,它一度成为上海金融机构的准备金之一,各大银行都持有大量道契,使之成为上海金融市场流通最易、数量最大的信用工具。道契也成为上海市民财富与身份的象征,不少富户将其作为女儿出嫁的礼物,与如今北上广深等一线的房地产产权证可有一比。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工商业不振,银行不敢放贷,大量金融资本涌向上海地产与债券等领域进行投机。1926~1930这五年间,上海地产价值增值20亿银元(下同),其存量价值超过30亿元。而其时外商银行在华的总资产也不过28亿元,全国银行各项存款也只有26亿元。此外,地产押款通常在银行放款中占有不小的比例。1934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地产押款占全部抵押放款近9%;1935年的金城银行占7.77%左右。
中资金融机构发行准备一向为现金准备六成,保证准备四成,其中一部分为地产凭证。例如,中国银行就规定,保证准备以证券、房地道契、进出口押汇票据等交之。1932年3月15日,上海银行业成立联合准备委员会,计有26家银行会员。按规定,各会员银行均应认购准备财产,由委员会负责保管。各行所缴担保财产中,房地产凭证占其86.87%。
银行还可以自有房地产或放款抵押的房地产,作为承兑汇票的担保品。其成数不超过所缴全部担保品的25%,由此观之,上海银行业承兑汇票之基础,地产最高也可达四分之一。至此,地产已全面“渗透”并绑架了上海的金融!
此时,外商银行担负了部分中央银行调节市场的职能。本国银钱业只须执有道契,需要资金,就可马上向外商银行转做押款。进而,因地产经营发达,致使一部分可资工商业运用的资金,转而为地产投资,影响实业发展,造成地产虚假繁荣。
20世纪30代初,上海的“存银”约占全国“存银”的一半, 1934年全国白银外流共计二亿五千九百余万两,而上海在该年内“存银”的减少额即为二亿零七百万两,由此可见上海在全国金融中的地位,而这又恰恰是建立在虚假繁荣的地产金融之上的。危机一触即发!
著名银行家、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对此一直很有戒备。1934年,张公权在一场题为“内陆与上海”的演讲中,对上海房地产价格20多年来的首次下跌深表关注,他预言“上海的繁荣将有巨变发生”。此后,受白银政策影响,上海“存银”大量减少,中外银行信用紧缩,作为信用膨胀工具的地产深受打击,地价也随之一落千丈。短短一年内地价几乎跌去一半,道契与方单的价值也遭腰斩。白银外流已使得支付工具大量减少,而地产价格的跌落更令信用工具的紧缩雪上加霜。双重因素共叠,令上海出现空前的金融恐慌,从而波及全国。 向来是上海金融市场第一位信用工具的道契,成了不能流通不能周转的呆货。而政府当局的新货币政策此时也落井下石:将六成保证准备下的道契一项除去,改为国家债券。
随着上海金融出现动荡,房地产市场也随之盛极而衰,地价大幅下跌,1931年,上海包括建筑物在内的地产总价值估计在50亿元以上,至1935年几乎跌去一半。50亿元的信用工具的呆滞对上海金融的影响重大,上海地产疯狂的投机“掠夺”了大量本来可以开发产业的资金,从而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抬高民众的生活费用。
面对金融恐慌,沪市各界呼吁“救市”。1935年11月底,沪工商业以地产市面不振,纷请中央救济,予以土地执业证抵押借款,以资流通。随后,沪纱业等七十余同业公会,派代表向孔祥熙请愿,振救经济实业,由徐堪接见,徐表示不动产抵押已与各银行商定,由三行给各银行透支额办理。
对此,金融专家章乃器主张通过发行地产债券与以地产为准备的公单或本票的方式来解决地产金融问题,并籍此培育中国民族资本市场。他认为这可以在促进地产的过程中“顺便造成一个资本市场”,其用意在于培育中国产业证券市场,摆脱外商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误导,从而从根本上走出金融恐慌的阴影。章的救市方案必须有国家层面上的不动产银行作支撑。在新货币政策之初,国民政府财政部曾“昭示将设不动产抵押放款银行,以便地产之活泼”。但是,财政部委托金融家胡笔江以中国建设银公司筹设不动产银行却迟迟没有进展,最终也没有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