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医人才的培养,既要发扬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特色,又要考虑当今医学发展的时代需求。在探索和争议中不断发展的中医药教育事业证明了一点:推广“院校+师承”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师承教育有机融合到院校教育中,才是中医人才的最佳培养模式。
文|《小康》记者杨柳
发展中医药,人才是关键。毫无疑问,与传统师承教育相比,当下,高等中医院校才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不过,以“个性化”为特征的传统中医师承教育和以“标准化”为特点的院校教育相比较,哪种更适合培养出优秀的中医药人才?在遵循中医人才成长规律的前提下,如何做到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相融合、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并重?关于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一直是中医药教育的热点问题之一。
师承+院校融合中寻发展
师承教育,即“师带徒”,是中医两千多年来传承至今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造就中医药人才的有效模式,师承教育对中医学术发展、医术继承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朱婉华教授,国医大师朱良春之女,同时也是朱老的学术继承人、南通良春中医医院院长、南通良春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在她看来,争论师承教育和院校教育二者之间孰优孰劣并没有太大意义。“我的父亲1938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说明在当时就认为院校的系统的学习是很有必要的。”朱婉华院长说道。
“师承教育的优势是在临床,可以在侍诊中学习到师父在临床上积累了独到的诊断思辨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朱婉华院长谈起了对中医药人才教育模式的理解。她强调,师承教育的精髓,其实就是一个师父领进门的过程。要成长为一名良医大师,最重要的还是靠自身的悟性和努力。“除了在老师身边耳濡目染之外,还需要通过自己的学习、体悟,内化所学并将其展现出来。我们常说‘仁心仁术’,古今中医大师为人济世之道才是中医能妙手回春的关键所在。而现在很多人只注重‘术’的问题,忽视了对‘道’的践行。”
千百年来,中医药学薪传不断、名医辈出,师承教育功不可没,但传统“师带徒”的局限性强、培养人数少,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等弊端也的确存在。1956年,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4所中医学院,由此开创了现代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新纪元。时至今日,现代高等中医药教育已经走过了一甲子的征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日趋完善。据2016年底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高等中医药院校42所,其中独立设置的本科中医药高等院校25所,设置中医药专业的高等院校238所,中医药类专业在校生数已达到70余万人。为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及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各个领域提供了高质量的专门人才。毫无疑问,院校教育已成为中医药高等教育的主体。
客观地说,师承教育主要强调临证技能、技艺训练,而院校教育则主要解决学术与知识的大量积累,两者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在国务院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则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医药师承教育培养体系,将师承教育全面融入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鼓励医疗机构发展师承教育,实现师承教育常态化和制度化”。
正因如此,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亟待进一步探索与推广。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处长闫永红向记者介绍道,在实践“院校+师承”方面,北京中医药大学自2007年通过自主招生形式,招收有家学渊源的学生或对中医有浓厚兴趣的学生组成的中医教改实验班,2011年起设置中医学专业(9年制)本硕博连读的岐黄国医班,都实施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形式。学生本科阶段入校即跟师。研究生阶段,即从第五年开始选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手把手指导学生课程学习,以提高他们的临床水平。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谷晓红直言,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更有利于中医文化的传承。推广“院校+师承”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师承教育有机融合到院校教育中,才是中医人才的最佳培养模式。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从基础理论学习到临床实践均有导师。“这种影响不仅是学术的,更多是为人、为学、为医的,甚至是精神、爱好、人格的传承都放了进去。”
中医学生为什么学西医?
王立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2013级中医学专业中西医结合方向的学生,目前正在中日友好医院见习。尽管她就读的专业是5+3本科硕士连读,目前刚刚本科四年级,但她早已打定主意未来要继续考博。“有些导师可能倾向于优先选择西医专业的学生。一般来说,中医专业的学生考上西医专业的硕士或博士是很难的。所以像我这个专业,如果不早点确定目标,将来会很被动。”王立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在中医教育界,关于中医和西医的教学比例应该是“几几开”,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有观点认为中医药教育“西化”倾向加剧,中医传统特色越来越边缘化。也有观点认为,在“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发展趋势下,中医必须要掌握足够多的西医基础理论和诊病、防病、治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