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琰
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当前及未来经济的增长均有重大的贡献。在“一带一路”的国家顶层战略指导下，中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将部分过剩产能和技术转移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会有效促进我国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开拓新的市场并改变全球贸易格局，也会给“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急需的资金支持，促进沿线国家建设他们依靠自身的有限资金和技术难以实施的基建项目。就中方投资企业而言，在一个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相对不太成熟的市场投资或竞标基础设施建设，面临一定的商业和政治风险。基础设施项目与其他类型项目相比更有政治影响力和可见性，而其相关的融资安排相比其他类型的项目也更为复杂，既需要多方投资人和银行的参与以满足资金的需求，也需要包括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在内的一揽子金融支持以提高海外投资风险保障。安永专家在本文中将着重分析“一带一路”海外基建融资担保的现状，目前所面临的瓶颈，并结合发达国家的境外担保的经验和案例尝试提供一些建议
海外基建融资担保现状
海外基建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大体区分为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在某些程度上，商业风险可以通过企业自身风险管理手段和商业合同加以释缓，但是企业自身难以对投资国的政策和法律等问题所对应的政治风险进行规避。此外，收汇风险也是企业面临的一个巨大风险，货币贬值、国家政策法规调整以及经济周期波动，都会导致相关海外支付方偿付能力和偿付意愿的恶化。对于中长期海外基础设施项目来说，投资金额大、资金回收周期长、融资结构复杂、战争、主权违约、汇兑限制等突发的地域政治风险使得收汇风险更为突出。
国际经贸风险的识别和衡量靠企业自身是无法独立完成的，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予以政策性扶持，这也奠定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属性的基石。自英国1919年设立出口信贷担保局以来，世界官方出口信用机构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国政府于2001年12月18日（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信用保险部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自此，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独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为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相应风险保障服务。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出口信用保险充分利用其政策性和专业性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截至2017年3月，中国信保为中企“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承保超过4400亿美元，支付赔款16.7亿美元，承保了1000多个重要大型项目。
银行信贷资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优势的竞争力。近年来，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加强了与国家招标项目的联合运作，出口信贷成为国际产能合作项目的主要融资通道。在中国的银行信贷资金市场中，“两优”贷款是最有竞争力的信贷资金。此类贷款指的是援外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两优”贷款的唯一承办银行，近年来积极扩大“两优”贷款覆盖面，有效降低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强了企业的谈判能力和竞争力。
尽管“两优”贷款与主权担保的出口信贷优势显著，但在中国经济快速升级的背景下，不是所有的基础设施项目都能够借助“两优”贷款与主权担保的方式进行出口信贷融资。其中有大量项目必须经过其他的方式（如企业担保）完成融资。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具体融资案例情况来看，与直接申请境外贷款方式相比，大多数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内保外贷的方式，由境内银行为境内企业在境外注册的附属企业或参股投资企业提供担保，由境外银行给境外投资企业发放相应贷款。从政府角度看，内保外贷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为“一带一路”上的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方案。从融资机构角度来看，境外银行也可以通过内保外贷发展贷款业务，扩大客户群体，如中行、建行等国有银行就通过境外分行或者控股的境外银行开展内保外贷业务，推动其全球业务的扩张和布局。
基建融资及担保目前面临的挑战
在信保机构与一大批中国企业携手，为沿线国家的合作伙伴提供了强大的“中国信用”，促成中国与沿线国家实现了更高水平的经贸合作的同时，目前基建海外融资担保也面临如下瓶颈和挑战：
对国家主权担保的依赖导致获取担保的企业和项目准入门槛高
中国信保机构在项目评估和审批工作中通常对国家主权担保有较高要求，无论是要求主权担保的项目比例还是要求的担保程度较西方国家信保机构的要求都更严格，从而导致获取保险的企业和项目准入门槛高。相当数量的有意参与跨境投资的中国企业或项目需选择承担较高的保险费用，或选择无保险状态的投资，甚至项目因不能获取信保保险而流产。作为政策性保险，以国家信用为保障和依托可以有效避免出口企业的风险，但如果过分依赖国家主权担保，将会制约信保机构所能发挥的积极影响。事实上，不管是对主权担保过于依赖也好，还是保费过高也好，都反映了信保机构为了控制其风险敞口而被迫采取的较保守的承保意愿。随着跨境投资单笔交易额近年来的水涨船高，如果企业进行保险理赔，信保机构将承担数目惊人的赔偿金，而要求国家主权进行担保则很大程度地降低了信保机构可能承担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