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应琦泓来说，做社会影响力投资与之前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过去事业中最大的动力可能是赚钱和自富，而现在是将赚钱和钱怎么赚放在平等的位置
撰文_王筱 题图摄影_张旭
一个星期前，一家投资机构的负责人告诉应琦泓，可能会放弃与他合作的一个投资项目。第一时间，应琦泓想到了在宁夏一户农家吃的一餐饭。
为了这个项目，他与团队去宁夏走访调研。在那户农家，独自养育两个孩子的女主人宰了一只家里的小羊，为他们准备了一顿和家徒四壁的环境完全不相称的丰盛午餐。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女主人和她的两个孩子，我想到他们的幸福，悲伤，爱和恐惧。他们确实很穷，但他们生活得有尊严，不投会影响到他们。”应琦泓说，“这顿午餐不能白吃。他们给了我信心，为他们打工让我很自豪。”
7年前，应琦泓在香港成立天天向上基金，专注于做社会影响力投资。去年，天天向上基金向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农信）股份投资、贷款融资将近1亿美金，是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企业领域最大的投资，引起业界瞩目。
中和农信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发起成立，是国内最大的专注于农村金融服务的社会企业，其目标是通过小额信贷帮助中国农村低收入家庭改善生活、提高自身能力，协助社区发展及脱贫致富。8年前，红杉资本投资这家标杆社会企业，被其掌门人沈南鹏称作11年投资生涯里最感自豪的项目之一。
事实上，自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一概念至今，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投资仍处于摸索阶段。天天向上基金对一家机构1亿美金的融资投资，从全球来看亦属大手笔。
从履历上看，应琦泓属于典型的精英阶层。多年受硅谷文化熏染的他，所用手机仍是一年多以前更换的iPhone SE，虽然他不得不忍受在那个狭小的屏幕上打字的不便。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头一天晚上，他在北京保利剧院听了一场由香港管弦乐团演出的音乐会，他是这家乐团的董事。他喜欢音乐，也喜欢观察乐队“是怎么来合作的”，他从中看到了关于管理、关于领导力的启示。
在应琦泓的理解里，慈善的英文单词“philanthropy”的词根来源于希腊语中的“爱”一词，即超越自己，去爱别人。他认为，慈善归根结底跟爱最为相关，而跟钱的关系反而相对较小。“从捐赠百分比来说，一般人给予的要比富人付出的高。慈善不是在帮别人，而是在帮自己意识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他曾在全世界最顶尖的科技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分别做过技术和管理，在国际性的公益机构做过公益，没有过于宏大的预设和规划，却一步步为自己长久以来的困惑和愿景—如何真正地帮助到贫困人口—找到了解决方案。“回过头来看，（一路走来）还是有逻辑和定数在里面。”
“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写了最著名的《国富论》，堪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更自豪的是自己的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应琦泓称社会影响力投资为一项合情合理的事业，因为合情合理，他对其未来充满信心。
发现“无限潜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复兴路上的三角花园里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许多青年人在美国驻上海总领馆门口排起了长队，怀着不同的梦想，申请办理赴美签证。应琦泓也是其中一位。
1981年，应琦泓进入纽约大学读书。读完电气工程学专业的学士及硕士学位后，他作为一名科研工程师进入IBM研发实验中心工作。
在IBM，随着职位的升迁与面临更复杂的挑战，应琦泓发现，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去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或者做出一款完美的应用（apps），而是将人们认为不相关的问题连结起来、推出解决方案。技术，是解决方案的工具之一。
在应琦泓看来，乔布斯这个创意天才就完美融合了科学与艺术这两种境界，苹果的iPhone、iPad、iPod等产品，并不只是几款好用的科技产品而已，除了艺术品般的设计，同时还包含着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洞察。无论一款科技产品能流行多久，落伍总会在尽头等候，惟一能留存的是带有禅意的美学观，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眺望。
因科研工作表现优秀，应琦泓很快晋升管理层，并回到母校纽约大学深造。
在读MBA的过程中，他意识到，管理咨询比单纯的科研工作更有挑战和发展空间。时近1997年，手握香港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的工作邀请，应琦泓还面临一个重要抉择：是留在美国生活，还是回到亚太地区发展？
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制造加工业中心转移到亚洲后，亚洲经济实现腾飞，出现了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四小龙”和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四小虎”，亚洲一跃成为全球资本投资的热土。
相形之下，在发达国家，许多行业已经相对稳定，大多将重心放在守成而非拓展上面。“同样是麦肯锡，在美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项目更关注怎么能够减少成本和提高效益，但是在亚太地区，更多的项目以各个方向的进一步拓展为主。”
正值香港回归之际，风云激荡的时代背景，让应琦泓也热血沸腾。从自身的兴趣与偏好出发，他希望今后可以应对更多的挑战与创新，同时他也相信自己在美国的科研与管理经验会对今后的发展带来借鉴，于是他回到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