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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大农业:乡村振兴的重要道路选择
价值中国推荐 2018-07-20 15:28 国际融资2018年第3期 解读此文 收藏此文

  ■ 李全修

  随着务农人口老龄化,当今的三农问题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基于对新时代背景下三农问题的分析,本文作者、济南圣通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全修基于多年创业实践率先倡导性地提出:把中医药农业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和抓手,通过加快发展以预防医学和整体健康服务模式为特征、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医药大农业新业态集群,从而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最终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可迭代复制的创新模式示范

  新时代背景下的三农问题追本溯源


  三农问题是城乡二元分立的重要表象,而城乡二元分立又是城乡分治、乡村衰落的重要表象。也就是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就需解决城乡二元分立问题;要解决城乡二元分立问题就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就需实现乡村振兴。追本溯源还是要找到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抓手,这又主要涉及生产、消费和制度三个层面的问题。

  生产层面上,站在百年当代历史角度,以“化肥农药”为主导的现代农业是活的;站在人类健康和千年历史发展角度,现代农业是死的。从全球范围看,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对地球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破坏。而自从“化学”和农业捆绑在一起,食品安全和健康问题就困扰着全世界。国际上,继丹麦于1998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止使用化学农药,法国于2008年启动将化学农药使用量降低50%的Ecophyto国家计划以来,2016年瑞士更是把世界排名第一的化学农药公司先正达出售给了中国。始于欧洲的觉醒,全球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已拉开序幕。相对应的,中国近些年关于农业生产层面的新概念也层出不穷,包括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等。但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只是站在狭义农业一产的角度考虑解决方案,更多的只是倡导化肥、农药的减量施用甚至是完全拒绝施用。如此只能治标,难以治本。一方面,受务农人口老龄化、利益驱使、环保资金不足,以及信用、监管等原因,导致农业生产源头端化肥农药的过度过量施用、产地初加工和深加工端化学色素、防腐剂、香精等添加剂的滥用,不健康食品问题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农产品优质不优价,劣币驱逐良币。

  消费层面上,站在百年当代历史角度,中国正面临“泡沫”型商业生态模式的严峻挑战,中国居民部分债务杠杆率接近60%,债务收入比高于77%,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挤压;再加上消费者健康教育缺失,不能理性选择并消费更健康、更营养的食物等制约;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面对一产价值分配失衡、技术价值和资源价值空转,二产资源配置错位、资本价值和品牌价值空转,三产服务水平低、服务能力弱、社会价值和消费价值空转等导致的产运销分离、价值分配分割、以及全产业链割裂、全体系链分离、全生态链散乱等问题,中国传统的一二三产业正面临严峻的转型升级压力,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高薪就业需要和岗位技能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而消费能力萎缩和结构性就业矛盾又进一步延缓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趋势。这必然导致依赖非农就业的农民被边缘化,又通过传导机制加速农业、农村衰落。

  制度层面上,为解决三农问题,中央和地方不断去尝试解决办法,其中典型的思路是:一是推进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鼓励规模化的土地流转,尝试走欧美国家规模化农场的道路。二是推进农高区、田园综合体等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项目。这两种方案的思路是:寄托工商资本推进传统农业的技术升级和绿色转型。但结果与预期效果差距巨大。一方面,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可以获得各种财政补贴,有组织、有资本、有补贴的强势工商资本往往选择挤压无组织、无资本、无补贴的弱势小农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由“僵化、更低劳动效率”的工商资本组成的小规模生产格局很容易被由“高度自由、更高劳动效率”的分散小农组成的大规模生产格局淹没。再加上技术升级和绿色转型难度很大,工商资本既缺乏系统的制度创新和运营能力,还缺乏相应的技术和人才储备,以致于多数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的动机并非解决“农业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和“三农问题”,而是圈地升值并套取国家的项目资金补贴。也就是说,如果照搬欧美的规模化农场模式,通过财政资金鼓励土地流转并进行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去解决传统农业的绿色转型,效率是低的,甚至导致财政资金无效投入。如果实施不当,还容易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导致全社会的农业产出下降,产生大量失地又失业的农民等。

  综上所述,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同时解决生产、消费、制度、治理层面的问题,一是必须能够从生产上破解务农人口老龄化和绿色发展难题;二是必须能够从消费上降低家庭债务,破解购买能力严重不足,以及城乡减贫、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难题;三是必须能够从制度上破解城乡分治、各级政府间不对称的财权事权导致财政资金低效甚至无效投入难题;四是必须能够从乡村治理上破解乡绅、乡贤文化崩溃难题,并通过传承发展提升乡贤文化、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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